贵州师范学院的前身贵州教育学院给我留下过深刻的记忆,这不仅因为我在此工作近20年,留下过深浅不一的足迹,而且还因为我在此学习过,完成了本科学历。学生时代远去的印象,不时地回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馨。
1974年,我从贵州省011系统的清阳机械厂子校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当了知青,1977年被抽上来当工人。由于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看点文学书,渐渐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成为了那时厂里一名较为活跃的文学青年。1981年,我怀揣着文学梦参加高考,考入安顺师专中文系。1983年毕业留校当辅导员,也兼上大学语文。1980年代,那是一个重业务的年代,当时高校的青年教师很少有从政当领导的追求,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如何进修、深造上面,考研、读助教进修班等提高学历的大家普遍的关心的问题。对我来说,考研不是很现实,有很多知识“短板”,当时我的英语只停留在业余自学的水平上。读助教进修班,也需要入校考试,开始招收学校少,人数有限,入学门槛比较高,不少人在考试中纷纷落马。我当时只是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高校教师,由于对未来前途的担忧,决定先解决本科学历,然后再进一步深造。于是在系领导和老师的鼓励帮助下,我报考了那时几乎是唯一能解决本科学历的成人院校——贵州教育学院。通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1985年我被录取到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
那时的贵州教育学院各专业招生规模都很小,每年计划录取学员仅有几十人。学校校园小,环境逼仄,各种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就学员住舍而言,我们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被当成宿舍的教室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鼾声、磨牙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梦话,此起彼伏,就像回到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但是大家并没有抱怨,却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进修机会,多数人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黄钟乐,他来自毕节四中,曾是1976年贵阳师范学院(现在贵州师范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的学员,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考到贵州教育学院来读中文。黄钟乐可谓是班上勤奋学习的典范,他每天吃完晚饭,总是端着一个泡满浓茶的大茶缸到教师自习,风雨无阻,每天都要学到11点才回寝室。同学们都担心他学习过于劳累伤害身体,但他不以为然,总是操起浓浓的河南口音对大家说:“没事儿,咱是学体育的,身体好!”正是这位刻苦好学的黄钟乐同学,教育学院毕业回毕节后,在毕节一中长期教高中语文,由于工作兢兢业业、爱生如子、教艺精湛,很快声名鹊起,成为一方很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师。可是,不幸的是,他长年辛劳成疾,于2008年不幸去世。
1980年代,教育学院学习氛围很浓,在宿舍,同学们常常会为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争论。在我们班上参与争论最积极、热情最高的当属“杨氏兄弟”——杨凡刚、杨郁二人了。这两兄弟都来自毕节地区金沙县,当了多年的中学教师,有“好为人师”的风范,对许多问题都有发表意见的欲望。哥哥杨凡刚,为人率直、厚道,知识面广,说起话来非常自信,同他接触久了,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毕业留言,我曾写过几句“顺口溜”赞美过他:“人道凡刚才学高,广闻天下龙虫跑。南明河畔一席话,三年不餐自然饱。”
弟弟杨郁年轻气盛,每次争论语气都充满火药味,但大家都知道性格刚直,并不介意他的“火气”。杨郁非常好学,在教育学院两年除了认真学好专业课之外,还学习英语。由于他对古汉语比较感兴趣,时常跑到师大、贵大去听一些名师讲课。教育学院毕业后,长通过努力拼搏,他终于考上宁夏大学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中国城市出版社,编了很多书,写了不少书,可谓著述等身。
当年的教育学院校园虽小,但学术氛围很浓,学校经常邀请国内学界名家来校开设讲座。名家教授的讲座质量很高,很有学术味,没有今天学术“超男”、“超女”的噱头和煽情,但却真正点燃了莘莘学子求知的热情,进而改变了一些学员人生的轨迹。
在1980年代,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多很年轻,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你别看这些老师年轻,但他们都很有思想,很有学术个性。学校对教师要求很高,随时对教师进行教学摸底检查,对于学生“反映不佳”的教师,系领导会找来谈话,并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内整改提高。那时,教师们外出进修深造的积极性很高,学校办学经费有限,可用在教师培训上的钱却并不少。领导懂业务,有办学思路,知道学校要靠教师来支撑。教师们带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从国内知名大学进修归来,在课堂上有了更多的自信,他们口吐莲花,娓娓到来,给学生带来极大的思想启迪和心灵的愉悦。当年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青年教师有杜望舒、朱小江、陈跃红、张晓松、张莹、袁亚伦、邵新芬、徐凤云等。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教文艺理论课的朱小江老师。在许多学员眼里,朱老师年轻帅气,教学严谨,有个人的学术见解。他属于“情感派”教师,讲课到了兴致处,便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整个教室回荡着他清晰、饱含感情的声音,抽象的文艺理论被他阐释得清楚明了。天妒英才,遗憾的是,1994年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使教育学院中文系失去了一位好老师。
在那时,老师们多能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来开展教学。成人不长于死记知识概念,却在分析问题、语言表达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过程性评价占据较重的比例,有时平时作业的成绩就是期末考查成绩。期末考试、考查开卷是常态,注重检验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记得上“当代文学”的张莹老师,期末考试只让大家根据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白色鸟》临堂写一篇文艺短评。这样的考试对于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那些平时长于阅读、思考、写作的人来说,却是一次充分展示才情的大好机会。这次考试使同学们多年难以忘怀,因为它浸满了同学们的心血,让文思翻江倒海。
在教育学院中文系,当时集聚了许多学养深厚的中年教师,他们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30年后同学相聚,不仅记得王强模、郦亭山、周复刚、袁昌文、曹文星、程在福、颜迈、丁宇礼、易健贤等老师的名字,而且他们在课堂上的神情风采都还记忆犹新。这些令人敬佩的老师,尽管他们教学风格各异,但都值得浓墨重彩去书写,正是他们用斐然的教学、科研成就,铸就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卓越与辉煌!在此,我要特别提一下王强模教授和颜迈教授,在他们身上我们总能感受到一些特异之处。
王强模老师当年给我们授课的时候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逢人说话开口笑,为人十分谦和。他给我们班上“写作学”,上了整整一年。记得当时写作课没有使用教材,王老师在课堂上讲,同学们在下面记,记一段后王老师开始分析讲解。今天看来这样的讲课方法也许有些陈旧、呆板,但当年我们听起来却充满魅力。王老师讲话不快不慢,逻辑条理性强,加上他善于用作品例证来阐释写作原理,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性。一个学期下来,大家听王老师的课感觉收获很大,记下的笔记也都非常完整。后来才知道,王老师给我们讲的正是他研究的东西。1986年,他利用一个暑假,写作出版了他的又一本理论专著《小说创作技巧》,在写作理论界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颜迈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是在1986年上半个学期,那时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看上去很清瘦,但精力旺盛,说话机智幽默。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大胆地挑战传统,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解构和建构。当年他具有创新性地提出汉语析句“三分法”,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性,并引起语言学界广泛关注。颜老师口才很好,上课充满魅力。不少人认为他上课的上佳效果得益于他语言的机智幽默,我却认为来自他语言的严谨和分析问题的丝丝入扣,当年同学们在背地里评选出中文系讲课名家“四大天王”,颜老师是名符其实的“天衣无缝”。今天,颜迈老师早已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探索学问的步履总是迈得那么坚定。
在1980年代,教育学院师生关系融洽无间,称得上是亲朋挚友的关系。那时来教院读书的都是成人,而且还有不少“老三届”学员。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结束后,他们要提升学历,补上大学的一课,读教育学院是最佳选择。就我们85级(二)班来说,有年过四十的陈新瑜老大哥。他在班上年龄最大,他的工龄和我的年龄相当,坐在教室里,许多年轻教师对他充满敬意。我们班的班长田天威,来自开阳磷矿中学,是“老三届”的上海知青,比知名作家叶辛还早一年来贵州上山下乡。他文化基础好,悟性高,没看到他努力学习,在班上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年轻教师和年长的学生相聚在教院,这是历史的错位,也是中国成人大学特有的景观。记得84级中文班的学兄,也是当时贵州高校小有名气的诗人——沈在龙,在《小老师和大学生》一诗中曾描写了这样的情景:“大学生”在课堂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漂亮的“小老师”,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或是把她当着自己当年的青春偶像,或是把她看成是自己成长中的女儿……沈诗人的诗由于唤醒了大家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很快在教院校园争相传诵。在这种师生年龄相当的学习环境里,老师们在学生面前不摆架子,学生背地里对老师也多以“老杜”、“老周”称呼,老师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昵称”。
那时教育学院的学生管理充满了人情味,只要在不违背管理原则的情况下,系领导、班主任多能够替学员作想,有事请假决不为难大家;学员也充分理解学校的管理规定,有事回家不能上课一定要请假,很少有不假而归、逾期不归的现象。
那时师生关系非常亲近,学员有困难老师尽力解囊相助,老师需要同学们帮手的地方,大家都踊跃前往。我们班当时有两个班主任,杜望舒老师和丁宇礼老师。第一年杜望舒老师当班主任和同学相处融洽,晚饭后经常到学生宿舍来走动,了解学员的学习、生活情况,可以说和学员打成一片。到了第二年,杜老师到华东师大进修,丁宇礼老师接替当班主任。丁老师为人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学生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尽心尽力帮助。
学员们多来自贵州各州县,那时公路交通没有今天的“高速路”,回家一趟很不方便,因此多数人周末很少回家。在周末,喜欢下棋的下棋,喜欢喝酒的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走访寝室的老师们碰到这热闹的场面,不扫大家的兴,只是叮嘱不要过量。有时同学们邀请老师入座下棋、喝酒,老师们也“当仁不让”。少有娱乐生活的年代,师生们相聚在一起,用真诚和至爱创造了教院特有的“人间天堂”。
那时,老师们经常鼓励学员读书、写作,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记得1986年,我和班上的陈新瑜、杨郁等同学到贵阳市聋哑学校开展语言调研,了解聋哑儿童的听、说及发音情况。调研回来后,我们联名写了一篇调研报告,然后拿去找当时中文系副系主任周复刚老师提修改意见。周老师看完文稿,认为写得不错,问我们愿意在《学报》上发表还是在《贵州教育》上发表。我们说请老师作主。周老师二话没说,急火火地带着我们去找《贵州教育》的编辑,请他帮助发表。不久这篇调研文章发表了。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写得很简单,有不少缺漏,但周老师却给我们很多鼓励,从而点燃了我们进行教学研究的热情。周老师和文学院许多关爱过我们的老师们,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已经忘却,但它们却成为了我们心中永生的记忆,只要一想起这些美好的往事,心中就充满温暖。
贵州教育学院筚路蓝缕一路走来,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贵州各条战线,尤其为贵州基础教育培养了10余万本、专科毕业生。2009年改制为普通本科院校以后,贵州教育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学院,短短5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从河滨校区整体搬迁到乌当校区,校园变宽了,变美了,一幢幢崭新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然而,学校的发展不只需要挺拔的高楼等各种硬件设施,更需要一种显现自身特点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需要一种浓浓的关爱教师、关爱学生的人文情怀,一种追求真理、摈弃浮躁的秉性。今天,在打造和提炼学校精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从贵州教育学院的历史积淀中获取有益的滋养。
作者简介:吴俊,男,四川隆昌人,现任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美学、语文美育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语文美育理论与实践》等;主编高校教材及学术文集有《大学人文与乡土教育读本》、《诗文名篇导读》、《行知学刊》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被评为贵州省高校教学名师,2011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现任贵州美学学会副会长、贵州语言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