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曾经务过好几种不同的业,到头来有点弄不清何为正业,也就无所谓务不务正业了。倒是现在别人都喊我叫张老师,似乎还是以教师为我务的正业要合适一些。
64年初中毕业时,自忖成绩尚可,有上高中上大学的想法,但并未想过将来要务何业的问题。适逢猛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很以为需要改造思想,于是打消了升学的念头,到乌当乡下插队,当了一回地道的农民。那时候脚上穿着自己打的草鞋,衣服裤子全是老农民那种粗袖筒大裤管的式样,以便于挽起来干活。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农家少年,了解的人称我为“知青”,似乎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意思。晚上倒在床上一想,觉得有些滑稽。才十五、六岁,算是青年了,只有初中文化,怎么会是“知识分子”呢?再一想,人家说的是“知识青年”,并没有“分子”二字,无须将自已入了另册。不过,仅此一途,别无他务的搞法,确有已入另册的味道。文革期间老爹去世,老妈先被关进牛棚,接着又被遣送到黔北大山深处,自顾已是不暇,再无关照我的能力了。我必须也只能以种田的方式养活自己。务农八年,没条件串联造反,更无返城奢望,老实干活的结果是成了种庄家的小把式。要论个人挣得的工分,在生产队里总可以排在前几名,能够糊口,没出冻馁迹象,算是合格。
农闲时我拜了一个老木匠为师,他还是一个为人醇厚的酒仙,从他那里除了学做木匠,还尝到了真资格的茅台酒的味道。也因我小有技能,被区里农机修配社看中,没有拜菩萨,进厂就是一级工,少了再当一回学徒的苦。在翻砂车间一干就是七年,任务是做翻铸农机配件的木模。这算得上是一门精专的技术活,令我十分喜欢。我的师付感叹说:“哎哟!你做的这些东西我实在不晓得是哪样!”这样,我便务了一回工。师付去世,葬于乌当区水田镇的一座高山上。我去看他,独自一人在坟前一杯一杯地洒完一瓶好酒。琼浆轻汩,渗入土中,香气袅袅,随风远去,希望他不论是在地下还是在天上,都能象往日一样地欢饮。
78年我已三十岁了,听说可以参加高考,老婆说:“去考一下嘛,给你家娃儿做个读书的榜样!”老妈融通中西,学养甚佳,是地道的知识分子,这时已落实政策回到医学院重新当起了教授,她说:“学工!不要学文!!”虽合我意,却是五味杂陈。重翻书本,埋头自学了一个月的高中教材,现蒸热卖,考上工学院,倒也胸有成竹。去厂里拿录取通知书时,厂长说:“给你带薪,毕业了回来干!”就这样,我成了当年甚是稀罕的带薪大学生。我问老师:“我报的是铸造专业,怎么去了工程力学师资班?”老师说:“恐怕是因为你这么老,考分还行,又有两个娃儿,才这样安排的。”也因拖有小孩,学校特许走读,所以我总是先老师一脚进教室,后老师一步出学堂。晚上九、十点钟方可看书做作业,一点过钟才能上床。一学才知道,所谓工程力学,其中有许多用来解决工程问题的数学和物理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涉理至深,又是务实之学。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确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前人的聪明才智,着实令我神往了好长的岁月,直至今日,不能止迄。
转眼大学毕业,却没能回厂,命中注定,我得去务一回教。顺理成章,教的是建筑专业必修的工程力学,一干就是十八年,是我养家活口务取衣食时间最长的业。书教得滚瓜烂熟,上课几乎不用带课本,连解说带演算三、四个小时没问题,然而没有什么象样的论文和专著,只评了个讲师的职称,甚不了然。回头扪心自问,只有这点水平,还被人尊称为老师,且能躲在家中抿口酒,应该知足才对。两个小孩见风长大,要钱花的压力日渐增加,只好利用课余偷着去建筑工地打点零工,居然于理论之外增加了一些实干经验。一对儿女各有主见,一个广外,一个北大,大学毕业,先后拿到洋人的奖学金,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我们老两口也松了弦,可以不用多管他们了。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领导竟然要我去学校基建办公室工作。似乎由于这是个可以展示才能,或者有可能捞到各式各样你想都想不到的油水的活,觊觎者大有人在。不过,其中毛病我也略知一二,加上能力有限,实在有点怕去做。果不其然,要操心的事既非专业知识,更谈不上学术研讨,我得重头学会务行政干部的业才行。几年下来,参和着建了些校舍,做了些与校区建设有关的测算可研、选址立项、报审征地、采购招标、工程管理、验收结算之类的工作,大体上都是按部就班,循序而行,又不要我搬砖递瓦的事情。幸亏熟知业务,信手拈来,并不辛苦。总而言之,不谈业绩好坏,休论口碑臧否,始终未畄败笔,于心甚安。然而最令我伤心的事情,是在这些年中,强忍着断了我对佳酿的喜好,为的是怕误事。其实,业务应酬自有饮者上前,我的任务无非是听清楚,想明白,说到位,做到家,不可以酒桌放肆。退休之后,挚友携来一瓶绝非假货的茅台,二人畅饮而尽,不知为何,了无当年之香醇。
除了跑工地,跑报审,跑汇报,就是坐办公室,料理完公事,心里挂念的仍是我一直喜欢的数学,而不是打麻将。只因未得专门训练,天资又不怎么的,终归只能解一些小题目,自娛而已。好在这种消遣方式只需一支笔一张纸,再无其他约束,纯是我的天地,自由自在地乐乎其中,岂不快哉。于是办公室写字桌的两个抽屉就有了分工,右边大的一个装业务材料,左边小的一个装一沓算稿和几本参考书。公务来了拉开右边,闲下来了拉开左边。这一回,我变成不好好务正业的人了。
学校新校区的选址,恰在新建的乌当大桥西端,从踏勘到定界,走遍了那里的荒山田土沟沟坎坎,摸请了那里的地形地质水文环境。隔河东望,就是我曾经务农的地方,那里有我犂过的田土,看得见放牛打柴时爬过的山岗。河两边都如此亲切于我,全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觉。多年来,偶尔探访乡间旧友,难免会为逝去的青春嗟叹。退休后,遇事去到新校区,放眼当年我在规划局的地图上亲手圈划的六百二十三亩土地,但见山削壑平,新楼林立,师生兴旺,生出颇为高兴之情自不待言。
再看正业之余旁务的结果,是我对中国古典数学中几个问题的解算,不时小有进展,归纳集结之文,竟被出版社接受,带来了另外的高兴。继2008年《周易中的数学》之后,2012年有《周易揲算》,今年(2014年)又承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商周数算四题》。我特别喜欢《四题》,虽然三千年前的数学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却让我伤了不少脑筋,希望它不会成为垃圾。焚膏继晷地搞了几本没几个人要看的玩艺,说起来热闹,其实都是草根管见,完全不是专业研究的成果,终究属于不务正业。
务农、务工、做教师、当干部,务的大概都可以算是正业,却大都自感不足。反而务我喜欢的探讨数学小问题那样的业,于小酒之外,给我带来了一丝又一丝的快乐,也给亲戚儿孙们和诸多朋友们带来了各种又各样的话题。
作者:张图云 2014年9月8日,举杯邀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