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当时、影响未来的大事件，这就是恢复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制度。当时，我以农村带帽初中（金沙县平坝中心完小附设初中班）的学历参加了高考。可能是凭运气，也可能有点儿实力，被现在的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当时在录取通知书上盖的公章全名是“贵阳师范学院毕节师范专科大专班”）录取。在当时，于我言，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自己也很有些自以为是，这不仅因为从此跳出农门，并且还是响当当的大学生。当时还分不清本科和专科。后来逐渐明白，中专不如大专、大专不如本科、本科不如研究生。当时好像还不知道有比研究生更“威风”的学历。后来我才逐渐明白，考上这样的大学是羞于启齿的。大学的名字越长越“烂杆”（贵州方言“差”的意思），比如“北京大学”比“北京师范大学”好一样。当然也有人“较劲”地开玩笑说：比如“贵阳师范学院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大专班”就比“贵阳师范学院毕节师范专科大专班”长。

我校优秀校友、研究员杨郁

1978年5月入学，1979年7月毕业，我们这批人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大学”的第一批“改革开放”的“试验品”和“弄潮儿”就正式闪亮登场了。进入工作岗位之后，除了拼命地工作之外，自己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弄个更高的文凭。在1982年前后，我听说贵州教育学院成立了，这是一条弄本科文凭的羊肠小道。在此之前，当时有一位同事是上海人，年年考研究生，我早就加入了“考研”行列。我一边工作、一边考试，贵州教育学院自然成了选项之一。可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1985年），经过一番拼杀，考上了贵州教育学院，实现了一个魂牵梦绕的夙愿。

   当时的贵州教育学院，大学的水平，小学的空间，挤在贵阳市河滨公园旁边两三栋楼房里。刚入学的时候，一个班几十名男生就挤在一个大宿舍里——其实是一间大教室——我刚到“贵阳师范学院毕节师范专科大专班”的时候，也睡这样一间大大的教室。晚上，只要有人咳嗽或喷嚏一声，整个教室如同雷鸣——于无声处听惊雷——这历史在这里又重演了。大宿舍楼上是图书阅览室，楼下是教室。这倒也方便，预备铃响了再起床也不会迟到。

在课堂上，我真正体会到了贵州教育学院的“大学水平”。在这里听到了姜亮夫的学生郦亭山先生的“音韵学”、张树舟先生（黄侃的学生）的入门弟子程在福先生的“文字学”、殷孟伦先生（黄侃的学生）的研究生周复纲先生的“训诂学”、杨明照的（《文心雕龙》专家，据说为了勘误《文心雕龙》的几个字，乘飞机下上海、上北京，治学很严谨）的学生易建贤先生的古代文学、徐思益（因为徐思益有一本《语言学概论》，虽里面有些转换生成的内容，但也是一位大师）的学生邵新芬先生的“语言学”……

1987年，我校87届中文本科班学员到开阳磷矿考察（之一）

因为我有几年考研究生的经历，所以对语言文字类的课程并不陌生，不少课程已经相当熟悉，可先生们偶尔间谈到这些语言学大师，知道了不少书上没有的东西，常常激动起来，有手舞足蹈之喜悦。这是因为，我们学问有了一个源头，这就是“乾嘉学派”。在学识上，贵州教育学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贵州教育学院的先生们。经过一段时间，情况熟悉了些，也就有机会经常到先生们的家里去做客，且常常成群结队，非常热闹。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正常，到现在不知是不是会变成异常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密切，有的老师很自信、有的老师很谦虚，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师生关系其乐融融。

在校期间可记忆的事情多多，甚至离校之后也有些事情令人感动不已。

一次，当时我在宁夏大学读研究生，因事要找一个中文系当时的学生。那个时代，不像今天这样几乎人人有手机，有个“pp机”的人都很少。于是好不容易把电话打到了郦亭山先生家里。当我吞吞吐吐地把自己很不合理的要求说出来之后，郦先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让过半小时打过去。据我所知，郦先生家在教工宿舍的五层，而我要找的这个人住在学生宿舍的六层，中间还隔着一段路程。让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生走这样一番路程，当时是没有电梯的。今天看来，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何等的恶劣……郦先生的举动，令我至今感动且汗颜。我知道，当时我在中文系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不像吴俊（曾任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那样当党支部的书记，只不过好不容易弄到一个喜欢扫地的组长而已，在先生的心目中很可能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见郦先生的厚道，可见师生情谊之深厚。

1987年，我校87届中文本科班学员到开阳磷矿考察（之二）

还有一次，那是2003年4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北京。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来自贵阳的号码，接起来之后，听到一个很熟悉且低沉的声音：“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来贵阳的？”原来电话是同学吴俊打来的（他当时在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当老师，当时已经荣升教授、是系党总支副书记）。他的话，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问：“怎么回事？”在电话中，吴俊压低声音说：“周老师给我说，刚才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人，很像你，提着一个包。他让我赶紧联系你，找个地方藏起来……”周老师就是周复纲教授，当时是系主任。经过吴俊一番解释，我最终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时，北京等地出现了“非典”，全国各地严防死守，而地处西南的贵州，当时是零报告，没有出现疫情，所以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北京这样的疫区人口，自然是一旦被发现，肯定立即隔离……这件事虽然是一场虚惊，虽然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但那种情谊，在心中久久回荡，至今记忆犹新。

纵情山水

贵州教育学院在度过了30 个春秋之后，三十而立，由一所成人高校改制为一所普通高等学校——贵州师范学院。据我所知，当时在中文系，有教授职称的老师是凤毛麟角，副教授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而今天，教授、副教授以数百计，博士、硕士比比皆是，真是天翻地覆、天壤之别，想不仰视也不可能。但愿母校不断发展，也但愿母校在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学术教育的同时，继续保持高品质的师生情谊。

   （2009年3月初稿于北京，2021年11月修改于北京）

【校友简介】杨郁，名凡用，1956年生，贵州省金沙县人，研究生学历，我校1985级中文本科学生。早年在金沙二中、金沙平坝中学、金沙城关中学、金沙师范学校、金沙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90-1993年就读宁夏大学中文系训诂学专业研究生，1993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海南省琼州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科学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任职，历任主任、主编等，被聘为讲师、研究员、编审等。

主要著作有《易经新学》《易经的智慧》《老子新学》《庄子全集》《曾国藩十三经》《刘邦与项羽》《别把工作当儿戏》《好口才是练出来的》等，有关《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传习录》皆有著作。2016年退休后，返回老家金沙县平坝镇尖坡村平子组的瓜木底，在家乡修路、修房、通电、通水、通网络。

杨郁先生曾在《郁园记》中记述到：“郁园者，瓜木底小景也。天桥、天梯，伏羲廊、节卦亭耳。天桥南连陋室、北接天梯，天梯东下伏羲廊、西上节卦亭，南临八卦湖、北悬鸡公岭。桥接空中楼阁，梯融羲皇老君。易修俭德、俭德辟难。天地人之道，酬勤酬德酬诚。深山老林，其陋也哉！然仰视峰之巅、俯瞰岭之渊，远眺绿峰梁子、近看仙桥贵人，自然之化常在、生命之树常绿。斯存，其何陋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