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我鼻子上架着一副镀金茶色变色眼镜，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谁也不相信我曾在《遵义晚报》的家庭版上连续发表过十多篇话买菜的文章。有人问：“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晓得这么多买菜的道道哟？你到底会买菜不？”

作者父母遗照

说起来话长。1964年，我才九岁。当时，父亲在外县教书，挣工资维持全家七口人的生活。母亲患严重的风湿病，出门不便；大哥在昆明上大学，家中剩下的几弟兄数我大点，为母亲分忧的担子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一个星期天早上，母亲的身体感觉好一点，就决定带我到菜市去教我学买菜。时值冬天，市场上摆在路两边的菜担大多是白菜、萝卜之类。母亲教我区分哪样是青口白，哪样是黄秧白，哪样是罐萝卜，那样是胭脂萝卜。那时候，我家的日子过得挺艰难，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由于母亲的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我们虽然穿得朴素，吃得简单，却没有受饥寒的折磨。

 菜场上雪白的卷心白菜，说起来才五、六分钱一斤，母亲却嫌太贵了。母亲对我说：“我们家收入少，只能找便宜的买。”   走到一挑胭脂萝卜担前，母亲问：“这个萝卜好多钱一斤嘛？”    卖菜的农民答：“三分。”   “一分卖不卖？”   “不卖，要就是两分。”   “已经卖剩了，还不便宜点？一分，我全部要了。”   “好，好，图个撇脱，卖了算了。”

作者近照

第一次买菜，我就跟母亲学会了讨价还价，学会趸罢脚菜。母亲告诉我，买菜时要考虑菜的处理，胭脂萝卜买多了，就泡在泡菜坛里，萝卜缨也不能丢，雪凌寒天菜贵的时候，就炒泡菜吃。母亲还告诉我，买菜要买农民的，贩子的菜贵，又爱“发虚秤”；国营店的比合作店的公道，合作的有时也要“发虚秤”。经过母亲的点拨，我也很快就学会了看秤，还能区分十六两的老秤和十两的新秤。      

有一次，我和母亲又去买菜，远远看见许多人围着一辆板车，排着长队，原来人们是在等着买猪杂碎。那年头，吃肉讲究膘肥。我们生活不宽裕的家庭要改善生活只有吃便宜的猪头实惠些。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了，母亲因为身体虚弱，禁不住拥挤，只好递钱给我，让我去买，并嘱咐我要个大的猪头。虽然我已排到头里，但左右拥挤的人几乎把我淹没，我扬起小手喊：“该我啰，该我啰！”售货员问：“你要哪样？”“我买猪头，要大的。”后面的人说：“小娃儿家，应该给个好点的，免得别人说欺负娃儿。”售货员说：“对头，对头，挑个大的给他。”又问我：“你拿得动不？”我说：“我拿得动，我拿背篼背。”过惯了穷日子的人免不了有些小家子气，在生活的漩涡里随时绷紧着敏感的神经。为我担心的母亲这回在一旁感受着温暖，对我说：“我还怕人家欺负你小呢，没想到小还有小的好处。要是我递钱买的话，肯定是随便拿一个就打发了。二回你一个人出来我就放心了。”  

1968年的深秋时节，一天，我去买肉，但看见国营店的地瓜便宜，便蹲在地上选了两斤地瓜，待我付钱时，完了，买肉的五元钱和肉票都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营业员很同情我，安慰我，两斤地瓜的钱也不收我的，嘴里只骂背时挨刀的小偷。  

丢了钱，我心里忐忑不安，不敢回家，但又不得不磨磨蹭蹭地捱回家。母亲知道后，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责骂我，只说：“挨都挨了，就算了，二回注意点就是了。”我望着母亲复杂的神情，知道她其实内心很痛苦。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只吃得起补药，吃不得泻药。”——这是母亲经常对我们说的话。

我小小年纪会买菜，在亲戚中出了名。姑妈夸奖我，说她家的三哥（比我大半岁）帮我提菜篮子都不够格，叫三哥也跟我学买菜。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八岁多了，家中的光景自然是今非昔比。在家中我们未让女儿做任何事，我和妻子心疼她，但又觉得如此下去终究不妥，商量要逐渐让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计划等她满了九岁，也要教她学买菜。买菜也是一门学问，通过学买菜，可以增加孩子的社会阅历，培养孩子适应生活的能力，同时对发展孩子的智能也不无裨益。我要把家中的传统发扬下去，让孩子从家庭的蜜罐中走出来，到社会生活中去寻求课堂外的发现，让新的一代胜过我们。 （本文写于1990年，发表于《青年时代》）

【彭一三，1955年生，1971年参加工作，先后任过银行职员、中学语文教员、教育、文化行政部门公务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遵义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遵义市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顾问，遵义师范学院、遵义电大、贵州新华电脑学院客座教授，首届全国书香之家，散文、评论作品多篇在全国、省市获奖，著有散文、评论集《生活的圈子》（四川人民出版社），主编纪实文集《红花盛开的地方》（贵州人民出版社），参与主编纪实文集《我的高考 我的大学》（西南交大出版社）。】

编  辑：祈  静

审  核：王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