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顺武

4月21日清晨6时许，学生吴碧发来《师者王强模——悼念我校知名教授王强模先生》一则信息。点开，全是悼念强模先生的文字。先生已西去10余天，翻出珍藏着的先生为我编写的书作序的手稿，睹物思人，内心的煎熬和负疚感与日俱增。沉沉地回道：“王先生千古！”吴碧又说：“我知道，王先生是恩师的贵人，可敬！恩师可曾为王先生写点什么？”这一问，负疚感更沉重了。是的，应该而且必须写几句了！

与先生结缘，始于1989年。是年仲夏，有幸参加成人高考，金秋录取贵州教育学院，遇上了人生中的贵人。先生和蔼可亲，一年四季，满脸微笑。学长们都把饭后能陪侍先生在河滨公园散步看着是一种享受。其光彩照人的风采，鸿儒博学的谈吐，著述等身的成就，有目共睹，恕不一一列举。聊叙一事，怀念先生，开脱自己。先生为我写的一篇《序》，竟然成了我出入省城出版界的“特别通行证”。

王强模先生为包顺武编著的《中外文学之最》作序

开学典礼当晚，都很兴奋，自然要谈论对老师的初步印象。当谈到先生时，石报文师兄说：“王强模老师才是院中的‘大鬼’”。贵阳话中，大鬼就是扑克游戏中的大猴。当时，教育学院的教师队伍整体年轻，教授很少，多是副教授或讲师。那时，强模先生已是知名教授，是贵州写作学会会长，全国写作学会副会长，许多高等院校都使用着先生参编的教材。“大鬼”这个比喻虽然不雅，但却肯定了先生在学术上的地位。尔后的学习生活证实，先生的道德文章，令人景仰。

毕业两年后的夏天，捧着拙作手稿《中外文学之最》去请先生作序，先生欣然允诺。大约一周，先生告诉我，可以去拿稿件了。

当时国内出版有难度，教授们出书也要接受出版社转嫁的风险。周复刚先生给我联系在香港出版，在香港出版也必须到省新闻出版局办理相关手续。先生又让我去把颜迈先生请来，微笑着对颜先生说：“你年轻点，带他到出版局跑一趟吧。”颜先生也不推辞，带我到新闻出版局，直接把我介绍给周珍元处长就去忙其他事了。周处长年龄和先生差不多，也是一个温和的长者。他一看是强模先生写的《序》，就说：“王老师和我们打交道多年了，他是我们贵州教育界的泰山北斗。”庆幸，我请对人了。周处长翻开目录和正文看了看，仔细阅读了两页，感叹道：“这本书内容一条一条的，类似《辞海》的框架，在国内也可以出版，不必要拿出去嘛，给你在省内找一家出版社出版可以不？”

我异常激动，起立躬身致谢！

周处长又说：“民族出版社有国家民委补贴，给你推荐到民族社去行不？”我说：“只要能出就行。”于是，周处长提笔写了以下文字：

苑志贤社长：

给你推荐一本书，该书具有工具性和实用性，建议出版。鉴于作者是县城一线的穷教师，出版管理费请尽量给予优惠。

             周珍元

接过介绍信，我有些飘飘然了！

告别周处长，出门直奔民族出版社求见苑社长。苑社长没有正视我，看了一眼介绍信就递给身旁的人，念叨着：“书号要他们批，却没有考虑我们也有难处！”我的心咯噔了一下，悬了！

苑社长拿起手稿，翻开看到是强模先生写的《序》，眼前一亮，举目相对，示意我坐下，并起身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的心又热乎了，希望有了。如前所述，先生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先生给我作的《序》就是一张“特别通行证”！

1993年8月，拙作《中外文学之最》出版（1995年3月重印）。

有贵人相助，怎么感谢贵人？我和袁昌文先生、周复刚先生、我们学校的老校长徐德明先生谈，应该给多少润笔费？三位都是高人，意见出奇一致：按字数给稿酬吧，太小气！多给点吧，先生可能不会收。还不如买点家乡的土特产，常去看望，珍惜这份感情。我觉得有道理，便遵从行事。前10年，联系较多。后来，曾经座机没有人接，敲门没有回应，渐渐地也就没有“常去看望”了！

这是我多年的心病——愧对先生！先生羽化登仙，未到灵前谢恩，有悖人伦，遗憾终生！斯人已去，风范长存。谨借此怀念先生，开脱自己。

包顺武校友为母校捐赠的编著

    再填小令一曲，寄托哀思！

   长相思 •悼王强模先生

   山也悲，

   水也悲，

   惊悉先生羽化归，

   文章可问谁？

   仰师魁，

   仰文魁。

   弟子躬身恨泪垂，

   哀思托翠微。

（包顺武，我校1989级中文系学员，大方县教育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