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5年3月到教育学院，2004年6月退休，之后又担任两届教学督导，前后为教育学院服务23年。教院是我一生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教院培养了我、锻炼了我，我很感谢他。这二十多年间的许多往事，如同发生在昨日，历历在目。

教学相长

到教院工作，我真正体会到何为教学相长。初到教院，我便担任政教84本科班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在此之前，我虽教了十几年中学，也从事过干部理论教育，但从未有过教成人本科学生的经验。何况这一届学生多是文革前考三届的。他们走过山下过乡，当过工人，在基层多年，不仅阅历丰富、思想成熟、很有头脑，而且求知欲特别强烈。再加上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变型方兴，思想解放大澎湃，而我上的又是政治经济学，许多现实的经济问题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理论，教材远远赶不上时代变化的需求。照本宣科，学生更本不卖帐，他们提起意见来一点都不留情，讲新东西，自己心里无底，也找不到现成可用的材料。我当时真的感到难。只好求教学生，和学生商讨下来，我们决定采取专题讲座、讨论研究的教学方式。根据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我选定了几个大的题目。如；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社会所有制问题等等。每个专题我主要讲传统理论、现实状况、理论争论各种观点，然后拟出讨论题目，让学生准备后分组讨论。然后各组选出代表在全班发言，综述本组讨论的情况。这种教学方式迫使教师去看书，找资料，分析问题，说自己的看法，也促使学生自学研讨。

我记得当时讨论最热烈的是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以及个体经济等问题。如按劳分配中涉及到“劳”的概念和计量，劳动的计量只能是时间，那么等同的劳动时间是否应得到相同的报酬了？若报酬相等，岂不是便宜了出工不出力的懒汉和技不如人尽出废品？若报酬不等那按劳分配又如何量化？这些都是争议得很激烈的。每次讨论课同学们争相发言，挣得口红耳赤。我们教室与医务室平列，有时医生们会问我；你们学生今天吵架了？到下课时下不了课是常事，讲台前总是围着许多人或说自己的看法、或要我评出他们各自的观点。此情此景至今任常常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好几届我都采用这种教学方法，它使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上都受益匪浅，也使我较快的适应了成人本科的教学，完成了我在工作上的转型。什么是教学相长，我真切的体会到了。在这里我要感谢教院政教84、86、87等各届的同学你，你们是我的老师。

社会实践

在教学中感谢学生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参加社会实践是有一项使我受益匪浅的了。我们不少教师都是从校门到校门的，对社会实践的接触很少。但是我们从 的教学内容是不能脱离实践的，政教系的学生也是不能了解现实的。当时的领导耿洪江老师特别强调要抽时间做些学生进行的社会实践。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巨变，也是学生对社会实践有了强烈愿望。1986年春，政教系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社会调查，分三组调查工厂、农村和城市，我和十几个学生去了平坝环宇机械厂。

这是011系统的一个厂。和所有的三线企业一样，这个厂在平坝的一个山沟中，远离城镇，周边的农民也不多。军工厂的保密性使它很少有“外人”造访。还是托改革之福，这个厂 我们去调查的哟求，并且尽可能的给我们调查提供条件。在审查了我们的调查提纲后，还给我们安排了参观、走访和开调查会等一系列活动。

军工厂在我们的心中是很神秘的，我和许多学生一样不要说去军工厂就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企业也去过。经济体改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冲击有多大，改革的难度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在环宇厂一个月的调查，我们对改革的进程有了第一手的资料，有了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你要了解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不到工厂去实地考察我们的确难以体会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和艰难。这是在学校读书讨论所达不到的。

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艰难，在环宇厂我们真切的体会到了。如有企业如何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走向市场，这是一个极难的了。原先完全靠国家军品任务定产的军工厂，从来不愁产品销路，也不需要考虑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企业任务相对单纯，按照每年下达的计划生产，保证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任务。而现在军品生产任务减少，对应的拨款也减少。企业要生存必须自己去闯市场。军工企业长期的封闭性使之不了解市场需求，也缺乏产品的销售渠道，从上到下对进入市场没有足够的思想、技术、手段的准备。但又不得不改革——最具体的问题是职工要吃饭。当时该厂想了许多办法，生产民用家电，生产远远低于本厂技术水平的玻璃酒瓶等，都没有做成规模化生产能力，解决不了问题。最难的时候甚至让工人给周边农民修路、挖沟打工挣钱。直到我们去调查时也没有闯出成功的路子，但是军工企业从领导到职工却不抱怨，继续坚持探寻改革之路。这一来便深深的打动了我们。这些大多来自发达身份的职工、名牌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舍去繁华的城市生活，长期坚守贵州贫瘠的山区。过去为国防建设奉献自己甚至家人，而今又为改革伟业做出巨大牺牲。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也坚定了改革必行的信心。

总之，一个月的社会实践，师生都有不小的收获。学生写出了调查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系上从这些调查报告中择优汇编了一本集子，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涉及的问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我认为是之后若干届学生的毕业论文难以企及的。我个人也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对军工企业的建设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促进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并以此内容申请并完成了一项省社科规划课题。

累并快乐

在教院我觉得最累也很快乐的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这段时间。

这期间学生数量、办学规模都迅速扩大。这是因为国家对中小学教师学历要求提高了，需要提升学历层次的中小学教师人数扩大了，我院的任务更重了。再加上“三问道”的办学形式，非师范专业学生也增加了。我系学员人数原来只有脱产本科的人，现在脱产又增加了专科的近百人。平时在校生达到两个年级两个层次二百人左右。周末夜大又有好几个班函授规模更大，到1997年左右曾达到本科函授3个班、专科两个班，点上函授三四个班的规模。最多时全系学生达近千人。而教师人数一直在十八个左右。每个人的工作量翻了几倍。

假期前课多，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要下点。搞得大家都有点怕放假了。如果平行班有三个（我们系有这种情况），上主课的老师一个假期上的课就要上一百多学时。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时，多数老师两个年级两门以上的课程，也是差不多近一百个学时。平均每天上课六到八节，上午四节，下午三节，有时晚上还的上。这个工作完全是高强度的脑力活和体力活。那时学校条件差，没有扩音设备，电子黑板。近百人的大教室全凭肉嗓“喊”课。假期中咽痛嗓哑是常态。胖大海泡水当茶喝，中药泡水解渴是老师们的“武器”。累得不行了只好弄根凳子坐起讲。这也是教院一些老师坐着讲课的历史渊源吧！这个习惯当然不好。今天我院已特制了，这种习惯和原来上成人高校时的一些方式都应改变的。

不仅老师上课时多，而且还要兼化好几个班的班主任，工作量大，累是一定的。就是系上非教学人员、秘书、资料员也增大不少。他们也要当班主任。秘书每学期要做十几个班的成绩档案，虽有班主任帮忙，但总是要忙到加班加点才能如期完成。尤其是毕业班各种表格繁多，要求又严格，稍有不慎出了错就会影响学生拿文凭。没有一个好记性、好脑筋简直难以做好上述工作的。

那一时期多种办学形式使我院办学更灵活多样。学生增多了，在全省教育界我院的影响力、知名度也增强了，这的确是教院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我系在这一时期亦是如此。全系上下非常累，但是我们在教学质量上并没有降低，在管理上并没有放松。没有出责任事故。这要致谢全系教职工，没有他们的努力和无私奉献是无法完成今天想起来都的确艰巨的任务的。

这一段时期，也是我在教院工作以来最愉快的时期，累并快乐着。因为在这种艰苦的工作中，全系形成了团结一致的和谐风气。安排工作顺利，与老师们相处十分愉快。放假得不到休息，顶着酷暑、严寒上那么多课、课酬又底，没有老师摞挑子、讲条件，都撑下来了。作为系主任怎能不激励他们，不爱护他们了？所以但凡老师们有需要、有合理的要求，如进修、申报课题等，我一定要给力所能的帮助。对青年教师的进步，我一定要严格要求督促。对于工作，我一定要严以律己，认真待人。和全系老师一起把我系团结和谐的好风气维持下来发扬下去。

我们系各位老师的亲人，也为系上的工作做了很大的贡献。年轻女老师孩子很小，要下点上课，一去半个月，家庭没有拉后腿。年龄大的老师工作量大、累、家庭也没有对系上有所埋怨。相反系上要开展某些工作时，还得到家庭们的支持，有力出力，有车出车。对这些家属我们总是心存歉意。只有每年的春节团拜时请他们参加，向他们说声谢谢，让他们诉诉苦。春节团拜成了一个大家庭的聚会，大家都很开心。

每次累了之后，系上也会做一些“放松”的活动，到郊外度周末，或去一些景区。这些活动看起来是一个“玩”字。但是从效果来看，寓教于乐“玩”学问有大学问。它既是对老师们辛苦的一个补偿，更是团结全系职工的一种方式。他增加了全系职工的认同心、凝聚力；增强了职工们对系上的信任心，加深了老师们相互了解。在近距离的相处中更多的认识了对方，许多误解消除了、矛盾化解了。使我们这个团体更有活力和朝气。直到今天，我们在一起回忆到这些活动发生和细节时，都会由衷的感到亲切和快乐。那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编外“学员”

1995年，根据省教育厅的安排，我校开展了“三问通”（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视大学三考相问通）的教学模式，办了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班，其中有一个班采取周末教学的形式。我在这个班上课时，发现一个奇特的“学员”——老李。

老李50多岁了，是铁路部门的一个职工。他不是该班的学员，而是学员小李的父亲。为了督促小李上课（周末上课年青人有时会“逃课”也为了小李加班出差时不至于落下课程，老李是每节课必定准时到校，假定是坐在第一排正中聚精会神的听课、认真做笔记，但凡有一点问题没弄懂一定要找老师课下问清楚才作罢。老李对经济问题非常感兴趣，我每次下课，他几乎都要找我讨论一些问题。所以我对这个“编外”学员不仅影响深刻而且也很熟悉。两年过去了，这个班的学生也毕业了，老李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他说所有的课程他都一节不偏的学完了，能不能也发个毕业文凭给他？他的却是学完了的，而且比不少的学员都学得好，可是他一无学籍，二无考试成绩，文凭又怎能给了！我和老李交谈过一次，他说他从小就喜好读书，一直心存大学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早就工作了。至此梦未圆，心又不甘。我也能表示理解和惋惜。

又过了几年，国家放宽了高考年龄限制，任何年龄的人都可报考。这一年我在贵阳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我省最大年龄的考生李某被师大破格录取。并说此生是当年全国被录取的年龄最大的学生。看了消息，有对照了照片，这不是那个“编外”学员老李吗？老李的大学梦终于圆了。

几年后又看到一则报道；老李考上师大的硕士研究生了。

又过了两三年，我都退休了，一次在宝山北路碰见了老李，他也还记得我。我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才从北京回来，去北大旁听博士生课程了，准备继续攻读博士。他说，退休了几年了，也没有其他嗜好，就是想读书，想不断充实自己，家里老太婆也支持。虽然退休工资不算高，但除了买书、买资料也没有其他高消费，到北京去“增”课，住最便宜的地下室，吃学校食堂，还是供得起的。这时的老李恐怕已是六十五六岁了。穿的还是铁路上的旧工作服，然而求知劲头与十多年前并无两样。如果说十多年前，我们说到老李还带些揶揄，认为他是一个另类。而今天，对他，我只有两个字：崇敬。活到老，学到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