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已经到了“耳顺”之年的退休老人，本就应该淡出公众视野，辍笔停耕，把“版面”留给后继的更多年轻人。但问题在于，这是受挚友之托而写的回顾我院三十多年风雨变迁的文字，加之很多年轻人对我院的变迁又缺乏身临其中的感受，因此只能恭敬从命。可以说，贵州师范学院（其前身即贵州教育学院）风雨变迁的三十多年，不仅闪烁着我大学毕业后全部职业生涯的印迹，也是我晚年聊以平静度日的精神慰藉。

我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而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的我，从童年、少年、青年步入成年、老年的历程中，必定镌刻着鲜明的历史烙印。这些烙印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进入大学之前的那些不希望复制的经历，也是伟大祖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巨变历程的见证，更是亲自参与贵州教育学院（即今天的贵州师范学院）在改革发展沧桑中顽强行进的脚迹。

在贵州师范学院三十多年的走来走去，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许多记忆碎片已难以拼接，但某一些碎片记忆却还凝固在脑海里。如果仅凭一己之主观回忆去再现“碎片”的话，难免会使“记忆”失真，况且评价“往事”也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仅就自己的“记忆碎片”来谈谈自己的一些真心话，让大家去各自体会其中的苦辣酸甜。

我是1982年8月被分配至这所学院工作的。刚一踏进这座“大门”，我不禁愣住了，这就是贵州的省级教育学院吗？这个狭小破败的院落能够承担起全省中学教师的继续教育的重任吗？我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狭小简陋的校园给人的主体印象是：一个极其简易的校门所正对的是一个在建的建筑工地；在工地的旁边，已经落成了一栋新修的六层楼楼房；靠近这栋楼房的左后方，还有一栋小小的刚刚粉刷过的三层旧楼，该小楼的一楼是食堂，二楼和三楼就被临时用作了即将招进新生的两间教室——每间教室仅能容纳50个学生座位。

这座新落成的六层楼房，是完全按照学生宿舍的规格修建的，每层楼20个房间，再加上一个集体厕所和集体盥洗间。当时新楼这狭小的“工作空间”，却包容了学院所有的机构和设施，其中包括了新分来的当教师的大学生、研究生的宿舍，新招收进来的学生的宿舍，学院所有的行政机构、教学机构乃至图使馆的用房。如此狭小的办学空间和简易的教学设施，至少在全国的高等院校中创造了中国的“吉尼斯”记录。（因为我孤陋寡闻，尚不知在非洲第三世界国家中，还有没有比之更为狭小的高等院校，不然就成为了世界的“吉尼斯”记录。）这座大楼外的狭小空间就是一个工地，是一个学院亟待使用的集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各种各类办公室于一身的综合大楼的在建工地。

但是，就在这一切尚未就绪的狭小、简易的院落中，当时的学院领导层就毅然做出了招生办学的决议，贵州师范学院的前身——贵州教育学院终于在1982年9月迎来了该校第一届成人本科的100名新生（中文专业和数学专业各50人）。狭小简易的院落里终于诞生了贵州省第一届成人本科师范学生。

那一届招收来的学生，都是在职的中学教师，虽然他们未能赶上“77级”、“78级”、“79级”的普通高考的末班车，但他们依然是在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 “曲折”得太多而最终圆了“大学梦”的“佼佼者”。我和他们这些学生有某些相似之处：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过系统的良好的完整的中学教育，他们大多数人的青春时光是在农村、厂矿以及各种不同的行业里度过的；那个特定的年代和环境教会了他们在苦涩中制造快乐，在压抑中恪守自尊，在低俗中寻求文明，在逆境中探索出路的生存本领。他们通过考试来圆大学梦，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当时的学院领导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主要的任课教师都延请的是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著名教师（其中一部分教师还陆续调入了我们学院工作）。这些学生们由于有一定的中学（有的甚至是高中）的教学实践经验，他们中的一部分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是很挑剔的，在征求教学意见时，他们对某些教师的不足常常是直言不讳地尖锐提出。我当时对这些学生对教师的挑剔是持正面肯定态度的，因为寸有所长、尺有所短，“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是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们的“挑剔”正好起到教学相长之用。但学生们的“挑剔”也确实对即将任课的我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如何上好课、在讲堂上“站稳脚”就成了我当时的首要任务。正是在这些“挑剔”的压力下，我日后的教学才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认可。

继中文、数学的本科专业招生后，我院随着综合大楼的修建完工，又陆续招收了教育管理、思想政治教育、地理、英语、化学、物理、历史等专业，一所初具规模的成人本科师范院校终于在这狭小的空间内落地生根。

为了给教学以尽可能大的空间，学院的行政办公室、系办公室的狭窄不仅令人难以想象，就是图书馆和实验室的用房也被划出一部分作为了教室，甚至在仅有的一栋学生宿舍的房顶上，也搭建了两间简易教室来满足教学之需。贵州教育学院就是在这样的教学空间内，在这样的教学设施中，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培养了全省教师总数三分之一的学历合格教师。

我院后来招收的学生，大多是贵州基层乡镇的中小学在职教师。不要小觑这些中小学在职教师，他们中大多数都是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而那时的中等师范学校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初级中学的优秀毕业生，并且大都是农民的子弟，他们是因为家庭生活的压力、是因为城乡户籍的天然鸿沟才报考中师的。他们之所以没有报考普通高中并非是不愿上大学，而是希望早一点找到正式工作而成为“城市居民户口”。作为一个多年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十分理解这些农民子弟报考中师的良苦用心。他们在取得“城市居民户口”后，现在又煞费苦心、历经艰难考进我院接受高等师范教育。他们一进入我院，立即就展现出了经过激烈竞争选拔而进入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的优良素质——无论是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党团活动的组织方面，还是在文娱体育活动的参与和组织方面，他们这批人的大多数都无愧“优良”。从他们身上，我不仅看到了贵州省中等师范教育的质量，不仅看到了贵州大千农民子弟的素质，更是让我悟出了素质教育的真谛——让教育彻底摆脱“形式”的包装与“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梦魇而回归教育的常态。（学校教育离不开考试，学校追求升学率也无可厚非。但“片面追求升学率”就应该受到非议了。写道这里，我不仅记起了当代著名教育学学者朱永新的一句短语：“当分数和就业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时，教育就已经堕落得失去了底线。”）“学校评比排名”排不出素质教育，编造一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新理念”也编不出素质教育，频繁的“公关活动”也“攻”不出素质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素质教育也不全是“货真价实”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缺的不是理论，缺的是脚踏实地的行动”。（当代著名教育学学者朱永新语）

学院当时地处河滨公园对面，是贵阳市的“中心地带”，生活、交通便利。学院虽身处闹市，但在保持科学文化怀疑和探索精神的同时，也充满了校园特有的青春朝气，教学和科研不仅井井有条，而且文娱体育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这里印下了中外知名学者陈省身、吴文俊、杨乐、赵振铎等教授专家讲学的身影；这里是按期举行全省中学生作文竞赛和数学竞赛的策划部和评审中心；每天下午经常举行的学生篮球比赛，使得校园充溢着虎虎生气；每两年租借省体育场召开的全院的田径运动会，完全具有高等院校田径运动会的气势和水准；学院教职工的男篮球队，在省级的男篮球队中无疑占有一席之地；学院的学生代表队和教职工代表队在全省高校的合唱歌咏竞赛中，也经常名列前茅。

回顾一下我们学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培养的学生，其质量也是可圈可点：有不少学生考上了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还有的又继续深造而考上了博士研究生而成为了博士生导师；有一些学生后来在普通高校任教并晋升为教授、副教授，成为了硕士研究生导师，有的甚至成为了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招生较晚的历史系培养的专科毕业生，后来也考上了省委党校的研究生，并在省委党校担任教授而被评为了省管专家；历史系还有个别学生毕业后考上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历史学硕士研究生，现正在继续攻读该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更令人感动的是，还有数以万计任教于农村基层中小学校的学生，尽管迄今他们还没有高级职称，更没有领导职务，也没有其他荣誉头衔，但他们依然几十年、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农村的基础教育园地中辛勤耕耘，为贵州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润物细无声的扎实贡献。

学院在30多年的风雨征程中，既有成绩和光荣，也有顿挫和遗憾。仅就“碎片记忆”，我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尽管办学空间依然狭小，办学经费常常捉襟见肘，但学院的领导层对教学是重视的，对青年教师的进修提高是重视的，教学机器的运转是符合教学常态的。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教育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其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的梦呓或狂叫，仿佛高等教育一刹那间就成为了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成为了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起飞的发动机。高等院校不再清高了，终于在“金钱”的铜臭中低下了高贵的头；大学教授不再令人尊敬了，他们终于把课时费、科研费作为谋求自己较好生活的手段了。我们学院出于改变经费困窘、给教职工增加收入的现实考虑，也一度涌入了“教育创收”的大潮。犹如一现昙花的“创收经历”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以降低质量、牺牲质量为代价；从更深层根源来剖析，教育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产业，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制造”、“灌输”和“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把教育视为“产业”，实际上是把人性等同于物性，把教育过程等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对人性细致的教化而不是对物品的按图制作；把教育视为制造合格“产品”的产业，只能导致教育的堕落。

校园空间狭小，始终是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我的一些校友之所以调离贵州教育学院，原因固然很多，但校园狭小而没有发展空间、进而看不到发展前途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们虽然调离了，但日后在与他们聚集的日子里，其关心学院发展的拳拳之心依然。当我们在谈及昔日学院的人和事时，都对学院的一些老领导对我们这些初到黔地工作的外地学子予以真切的关心和理解表示由衷的敬意，都对昔日与我们和睦相处并常常援之以手的贵州同行们表示深深的谢意。总之，昔日狭小简陋的贵州教育学院的一切，已经在他们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在学院举行30周年院庆暨改制成功之际，他们都回到了昔日大学毕业后首选的工作单位——贵州教育学院，即今日的贵州师范学院。他们在感叹学院新校区建设的成就的同时，也对学院的发展致以美好的祝愿，也对昔日的同行致以深深的祝福。

写到这里，不仅使我想到前不久我在乌当校区偶然碰到的曾在我校工作过8年多的真嫚亚老师，她后来从我校调往北京大学，先后在其附属中学、成人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学报编辑室工作。我们在乌当校园内一边散步一边漫谈。我们回顾了当时在狭小的河滨校区时的工作和生活情景，谈到我们下一代的工作和生活简况，再谈到当今新建的乌当校区。我和她的交谈虽然短暂，但临别时她发自内心说的一句话却激起了我的共鸣：不管一些中学校园面积如何大、校园建设如何漂亮，中学就是中学；不管一些高校的校园面积如何狭小，校园建设如何让简陋，大学就是大学。再小也是大学。

“再小也是大学”，就是我们这些花甲前后的“教院人”（请允许我对先先后后曾在贵州教育学院工作过的同志们用这个“简称”）对我们学院保留的“记忆碎片”。

2014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