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们举办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八二级毕业30年师生聚会活动，当年的校舍已荡然无存，只好在大楼台阶上合影，有点凭吊的意味。这大楼是我们毕业离校后才建，听说也快要拆了。30年变化飞快，回想当年在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生活的情景，许多已经模糊。但仍有一些记忆藏在心底，无法抹去，虽只是一些片段，于我也有着特殊的意义。现在把它写出来，作为对这两年珍贵时光的缅怀。
我是六八年底上山下乡到施秉县半河公社的贵阳知青，七五年凯里师范毕业后回县当老师，当时在县一中教语文。初到省教院，印象最深的就是校园的狭小简陋，只有一栋六层灰色的宿舍楼，内走廊两边各20间房，每层东头是盥洗间和厕所，一二层办公，上面几层住人。宿舍安排按报到先后自由挑选，我选了四楼面北的一间窗边的硬板床，同室有罗甸来的刘京伟、从江来的杨正贤、天柱来的李德积。箱子塞在床底，窗前小桌摆四人的常用杂物，窗外看到的是校园内外许多杂乱破旧的房屋尚未拆除。
开学初的一天，来自黔东南的10人聚在一间宿舍，要完成一件什么事。大家都还陌生，又无人主持，于是面面相觑，谁都不说话。我其实是个内向不爱当众说话的人，但那一刻不知怎地竟首先打破沉默，自报门户：我叫吴在东，31岁，汉族，已婚，来自施秉一中，父母在贵阳，有一个两岁半的女儿……于是一个接一个自我介绍，不时夹杂着笑声，很快就有人开起了玩笑，有人说的多了些，便被戏称为“汉大赋”。这是一次无意的“破冰”活动，同学相识是良好开端，我们从此日渐相熟，全班60人，我的年纪居中，年纪最大的文启宇大我一轮，黄育中李德积也大我八九岁，最小的小我六七岁；多数是师专七七、七八级毕业生。大家对即将开始的本科学习，都充满了热情和期待。
宿舍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餐厅，一楼打饭，二楼是中文班教室，三楼是数学班教室，第一年的课就在这里上。每当近午炒菜的味道冲上楼，每每引起一阵骚动，偶尔会听到课桌里碗筷的响动，但好像没有人故意发出响声催促下课。常常楼上先下课，后面楼梯一阵嘈杂声，我们便知道今天肯定吃不到好菜了，于是安心听课。有时我们先下课，便有人急速冲下楼，或许有幸还能打到肉菜。不过那时所谓肉菜里也难得见到几片肉，一般每顿只炒三四个菜，蔬菜为主，变化不多，即使排在后面常常只剩下5分钱的炒白菜，也不影响食欲。我那时月工资40多元，一半交给家里，剩下的一半用于伙食，现在回想，那时的伙食倒是健康绿色不会让人“三高”的。
上课的老师一半是师大请来代课的，有刘光亚先生、杜乃庚先生、王强模先生、陈锐锋先生、黄金碧先生、袁昌文先生、任鸿文先生等；一半是学院物色调入的，其中有多年在中学任教的如曹文星先生、程再福先生、叶瑞兆先生、殷以聪先生、徐光祥先生、丁宇礼先生、谭佛佑先生、陶请光先生，也有研究生才毕业的如周复刚先生、易键贤先生，本科才毕业的严敏先生、陈厚忠先生、王平先生等。发的教材有的是国内高校通用教材，有的是自编复印的讲义。我们是两年制的成人高教脱产本科，开的课程当然比不上普通高校本科四年制的多，但高密度的课程安排和紧张的学习仍使我们得到学识水平的大幅提高，我们至今深深感激当年为我们辛勤付出的先生们以及学院领导和工作人员，特别是可敬的熊荒陵老院长。
众多先生上课各有特点，印象最深的是周复刚先生，从课程内容到上课形式都让人耳目一新，别出心裁，与众不同。那时周先生三十七八年纪，名副其实的年青教师，刚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师从著名的章黄学派传人之一的殷孟伦先生，带着浑身的朝气和丰富的学识来到学院，第一年给我们上古汉语，第二年上训诂，其内容教法之新颖全班为之倾倒。先生的古汉语讲义只是薄薄的几篇文选，每次只讲几段或几句甚至几个词，但旁征博引，多方联系，兼及古代常识的方方面面，让人大呼过瘾。记得讲“举”字，从甲骨字形入手，揭示本义，遍举用例，揭示引申路径，形成词义系统，这是精彩的“案例教学”，我们所得不仅有词的义项知识，而且还有掌握词义的基本方法。先生上课时常提问，所问皆有分量，我有一次被点名回答竟答不出，站着十分尴尬，促我下去好好看了一回书。先生那时上课常用投影仪，把文字材料事先写在胶片上，用灯光打在幕布上，可以节省板书时间，每到先生的课，就有同学积极为之搬运架设，成为课间一景。课后每见同学围着先生质疑请教，我有一次也提出“相”字由双向的互相义可以引出单项对待义，举出“拔刀相助”为例，得到先生肯定，颇受鼓舞。先生晚上常来学生宿舍串门，一次听他与付定淼讨论古韵，谈及等韵学许多东西，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远超过我们音韵学课程所学；我因此买了一些等韵学专著来看，那时郦亭山先生已从师大调来教育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我和贺德贵还私下跑去八三级教室听过一次他的音韵学课，结果没听到等韵学内容，最终还是未得其门而入。有一年许嘉璐先生来筑讲学，周先生带我们去师大、去贵大听讲，印象深刻；许的导师是北师大陆宗达先生，与殷孟伦先生同为黄侃先生弟子，许周因而是同门同辈师兄弟，关系密切，其治学路数大抵相同，我们得领略大家风采，益增对训诂学的理解和兴趣。先生推荐的古籍，我们踊跃购买，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疏》《十三经索引》《说文通训定声》《诸子集成》，当时不过一百多元，是我差不多三个月的工资，我的训诂声韵笔记有5万多字。为了写毕业论文，我认真读完《说文段注》，记了几百张资料卡片，研究段玉裁“假借”“通用”的确切含义，得到先生肯定。一个大学教师，能引起众多学生对所教课程的兴趣，引他们走上治学道路，认真扎实研读经典，言必有据不放空论，这应该是极大的成功吧！
那两年读书是我课余最主要的事，除了周末回家带女儿住一晚，其他晚上几乎都在看书。第二年教室搬到新建教学楼六楼，排定座位，我和卢宗文成了固定的同桌。一楼是图书馆，发了借书证，可惜书不多，记得我只借过几种，《三言二拍》就是借来看的。那时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娱乐，同学读书氛围很浓，每晚教室里都有许多人看书，静静的很舒服，往往要读到11点才回寝室。有时下午没课，还可以到河滨公园里看书，冬日阳光下的草地上，暖洋洋的也很舒服，《庄子》就是在那里看完的。
学院给我们发了进公园的卡，可以免费入园，每天清早我经常在公园里跑步做操，有时也在马路上跑。有一阵风行“鹤翔桩”气功，我学了半天总不来“气”，听说有人来了“气”收不住一个劲乱跳，于是不敢再学。长年坚持锻炼使我保持充沛精力用于学习，学院组织的运动会就在公园举行，我报的中跑正好是每天早上跑步的路线，最后阶段我在上坡路段超过几人，在两边挤满“加油”的人群中冲过终点，离第一名只差几步追不上，结果得了个第二名，那一刻虽然大口喘气，感觉真好，算是为班级总分做了贡献。
班上活动搞得不多，大家同学平时似乎缺少这方面的兴趣，也许和男生太多年纪偏大有关。记得进校不久开过一次联欢会，有人唱歌有人弹琴，齐仕明率尔上台背诵“明月几时有”，却中途卡了壳，于是有人鼓噪拍掌，他好歹背完红着脸下台，获得众人大笑和善意的掌声。第二年办过一次朗诵比赛，我抽到的是《琵琶行》前一半。我背得全诗，无需看书便顺利完成，却被评委颜迈先生指出“悄”字应读上声，这是我不曾知道的，真可谓“一字之师”，从此牢记。
第二年我们重新安排寝室，我和来自七冶中学的贺德贵、来自云马厂子校的时龙、来自长顺民中的柏世益住在五楼面南的一间，我住在门边，便很少去欣赏窗外南明河风景。我不喜串门，不善交际，交往对象主要是室友，换寝室使我多了几位挚友，至今情谊甚笃。各学生寝室每晚轮班打扫卫生：清理各寝室门口的垃圾，拖走廊，冲厕所，扫盥洗台冲洗地面，四人分工要干半个多小时。遇到有人大便后不冲厕所，或把茶叶渣剩饭菜倒在水龙头下面，竟不肯多走几步倒在篓子里，打扫的人不免会骂几句，但效果不显，住在楼上的某些人可能从小没养成好习惯。
毕业前夕，班上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出了人命，后果很严重。那是班委组织同学游龙宫黄果树，报名去的人交了钱，找了一辆卡车，将课椅搬在车厢里，去了大约三十来人。结果在去镇宁的路上出了严重事故，多人受伤，最重的雷巧、李寿祥颅内出血，急转安顺医院抢救，同学多人日夜守护幸而脱险，所以照毕业合影时他俩是和领导及先生们坐在前排的。我当时被甩出车外，摔在路边水沟里，头破血流，感觉血不断冒出捂都捂不住，心想情况不妙。班主任王平组织同学拦车，把我们送到镇宁医院包扎，白绷带缠在头上，所幸无大碍，“轻伤不下火线”，我还坚持听完最后几周课。黄果树没游成，但同学间多了一层患难情，更是难忘。从此学校禁止组织此类有安全隐患的出游。
我至今珍藏着八二级毕业纪念册，天蓝色硬皮封面，梁占先统一用毛笔正楷书写基本信息。周复刚先生、班主任王平老师高双慧老师和我们同学每人一页，贴着在河滨公园里自选地点照的个人照片，和自己笔迹的题词，我用的是《学记》里的“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和全班绝大多数同学一样，终生从事语文教育，只不过后来我有幸调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讲语文教学法，仍属于广义的语文教师。当了几十年语文教师的同学相聚，感慨颇多，回头看，教育学院那两年，虽然时间短暂，条件简陋，学院却尽一切努力为我们创造了高质量的本科教育，对于我们的人生轨迹产生了莫大影响。在今年我们师生聚会的场所，挂着班长张丕基制作的红色条幅“感恩母校，珍视友情，快乐生活”，道出了大家真心的感受。
好的教育特别有利于改变人生，我们是母校教育的受惠者，我们也用自己在教育工作中的认真奉献和毕生努力，回报着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和期待。
作者 吴在东
2014.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