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时而生的“科教中心”

“科教中心”的全称为“贵州教育学院科技教育服务中心”。上世纪80——90年代初，教育学院（即贵州师范学院的前身）刚刚成立，经济处于困难阶段，上级拨款，除人头工资，正常的教学行政支付都十分困难。教职工除了工资，别无一文收益。过年过节，常听兄弟院校发多少多少福利、奖金，羡慕极了。记得有一年，中文系年终开茶话会，系上没有一文钱，系主任只好去财务科打借条借了40元钱，算过了一个年。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号召各行各业把步子迈大点，“让少数先富起来”。人们都视为劲吹的东风，全国雀跃。当时的贵州教育学院也不例外，动员全校教职工动脑筋，想办法，行动起来。学校决定成立“科技教育服务中心”为学校创收机构。书记王汝鸣、院长杨和分别多次找我谈话，动员我去筹备“科教中心”。我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服从学校需要，挑起了“科教中心”主任的担子。这是一个完全白手起家的摊子：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两张办公桌椅。我一个“光杆司令”，从何创收？从何找钱？后经学校同意，从中文系调来了袁亚伦，又从图书馆调来了赵毅，并从财务科借来了于晓禾作为兼职会计。三个半人就搭棚开张了，“科技教育服务中心”就这样诞生了。

几个读书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商务，从何做起呢？我们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先借给我们一万元作为起步资金。名曰“科技教育”，当时，学院新建既无科研成果，更无可开发利用的科研项目。真是野猫咬牛——无从着手。四个人商量后，决定先迈出一步再说，便向发达地区的广州输送劳动力。于是我们四处贴广告招人。大街上不准贴，就到小街小巷贴，没有效果，于是跑到蔡冲煤矿、烂泥沟等地区张贴招人。由于没有劳动部门的拾工手续，怕工商、城管和劳动管理部门干涉，想做贼似的，躲躲藏藏，最终招来了20余人。每人收取培训、推荐费400元。经集中培训后，由袁亚伦、赵毅两位同志护送至广州推荐安置。除食宿、路费、联系手续等开支，基本持平，没有赔钱，只是白劳动了一番，算是我们交纳的一次学费。只是有些人去后对职业不满意，跑了回来，吵吵闹闹，要求退还费用。不仅本人来吵闹，家属也来，不堪应付，大家恢心及了。但是，王汝鸣书记、杨和院长还是肯定了我们，说我们有勇气走出了第一步。吃一堑，长一智，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劳力培训输送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长处是搞教育，还是在教育这条路上想办法——以办学赚钱。但一是人手不足，二是没有教学场地，食、宿、教的难度很大。学校环境很窄小，计划招生尚且无法满足，哪有校址供我们业余办学使用？三是没有招生计划，没有学历教育权，如何办学？困难一大堆。原我校教育管理系毕业的詹中华，他已在海南、广东办学，有一定先行经验，于92年前来联系，要求挂靠和我们联合办学。双方达成协议：由办学方自主招生、组织教学、负责学生平时的教育管理和结业后的工作推荐；我们的责任是帮助解决办学过程中的有关困难、对外面联系、出具有关学校证明、把关教学质量、协助学生的思想教育管理、发放非学历教育的贵州教育学院“毕业证书”（相当于“结业证书”）。每届两年。这是科教中心成立后，达成的第一个有效合同，双方共同努力、协同工作，顺利招生文秘、财务、营销、公关四个专业，600余人。教学场地，租用贵州党校的楼房、场地。签约仪式，学校由主管教学的蒋南华副院长代表学校与省党校领导共同签署了租房协议，为期两年。开学典礼时，杨和院长出席了开学仪式，对学生鼓舞很大，解除了“怕受骗”的困惑。

这批学生，人数多，学习基础差，参差不齐，无论管理，还是教学都很困难。尤其是科任老师，除少数公共课教师是就地从党校聘请外，专业课教师多数是从贵阳聘请的，都得从贵阳汽车站去惠水的长途客车前往上课。为期两年，实属不易！在教育管理上也很困难，学生情况复杂，经常酗酒，打架闹事，我们都的亲去处理。当时，我们还没有汽车，也都是乘长途客车前往，真实苦不堪言。76年，从后勤处调来了殷政同志，随人带来了一辆老式的帆布光普车，去来才算轻松一些。

这四个专业的学生，每人每年收取的费用为1500元。其中住宿费全部归省党校，每人300元。另有书籍费为150元，服装费50元。实收学费为1000元。按双方分配比例为三、七开，即每人每年，学校收入300元，两年为600元，总计收入近40万元。学院按毕业时的人数缴纳费用。这是，“科教中心”为学校挣来的第一桶金。当年年终的元旦、春节，全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每人发给福利200元，每系、科、部门选册来“科教中心”统一领取。春节时，我们还在学校食堂宴请了学校行政部门科级以上的负责同志。

通过和詹中华的和作，我积累了一些经验，也获得了一些教训，但总体来说，还是成功的，学会了一些业余办学的方式方法：如对外联络、租用场地、合同签订、专业课及课程设置、教材选购、尤其是学生教育管理等，这些都成为我们后来业余办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93年，我们扩大范围，又与黔西来的周天华同志合作，开办了一个“文秘警护班，招生80余人。租用了学校教室，总务处按学校学生住宿费标准每人每年300元，特意我们改装了一层楼的旧房作为宿舍，把这80余人安置下来正式开课了。这就是当时为大家熟知的。常在院内操场吆喝呐喊进行警护训练的“文秘警护班”.这个班吃住在学校内，实行“军事化”管理，要求比较严格，即使发生问题，也可以及时解决，所以没有发生多大的问题，两年后顺利“毕业”，大多数安排在广东地区就业。据知，至今还有不少学生成就了事业。当时，这个班的收费标准，每人每年1800元，包括书费、住宿、迷彩服装，学费是1200元，按三、七开，两年上缴学校，总计近6万元。后来，由于 学校校舍紧张，收回房子，不得不转移校外，先后租用龙洞堡公安干部学校、贵阳金筑大学、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等地。周天华也一直与我们合作很好，直至2000年后才另行独立办学，离开了贵州教育学院。

93年，我们还吸纳了卢明彪、杨定光两位老师合作办学，他们俩都是我校原来的毕业生，都是贵阳地区的中学教师，情况比较熟知，易于合作。为了不使几家合作单位在招生、专业上互相冲撞，他们的办学方向定为国家自学考试有关专业，主要是财会、法律。都在校外租用场地，贵州农学院（今贵大）、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贵州省有色金属冶金学校、贵阳市劳动局培训中心等。由于是国家考试，难度很大，所以教学要求很严，任课教师也要聘请较知名的高水平的老师担任，除我校外，还有财院、贵大兄弟学院的老师。我们要负责任向省自考办办理考试报名手册，办理准考证。设置考场、聘请监考教师等。每年四次（大考两次，中考两次）。统分、抄分、办理毕业证书等。

94年，学校还引进了两位专门从事办学创收的老师：一位是从贵大调来的何筑 ，一位是从名族学院调来的曾垂 。他们虽属独立办学，其收益直接上交学校。但人事关系，学生管理等仍归科教中心。他们所办专业为国家自考专业，所以考试手续的办理、学的纠纷处理，我们仍要负责。他们也是全在校外租用场地，如省团校。花溪，远至湖南益阳等，二人常长途奔劳，历经艰辛，却遭婓言，我们也尽量为他们排忧解难，沟通关系，处不易之中困难前行。

以上除何、曾二人外，其余詹、周、卢、杨，皆为挂靠性质的联合办学，有了较好的收益，93年的中秋、国庆两节、94年的元旦、春节两节，全校教职员工（含离退休）每人每次发给福利200元。皆由各系、科、部门统一选册来科教中心集体领去发放，学校教职员工已600余人，共计发出现金24万余元。

二、徒有虚名的“企管处”

“企管处”的全称为“贵州教育学院企业管理处”，学校任命我为处长，与“科教中心”两块牌子，一夸人马。这是随全国形势发展而从上而下新成立的创新机构。93年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后，全国各行业都想尽办法挣钱，教育系统也不例外，教育部也成立了校办产业机构，率属于设备司，各省教育厅也成立了相应的校办产业管理处，各高校也遵文成立了“学校企业管理处”，负责管和创办校办产业，为学校创收。教育厅还成立了“贵州省高校校办协会，我被推选为副秘书长。各校基础不一，情况不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五花八门。有的顺利，有寸步难行。一般说来，理工院校和有门面出租的学校，搞得好些，我们学校既无企业可办，业务门面管理出租。仅有的三、四个小门面，原来就属总务处管理，总务处也不愿交出来我们也不去争权，维持现状。”企管处“，说没有事，也有点事：

1、为印刷厂九名老工人解决工资待遇关系。

学校印刷厂是从教育厅转拨过来的，转来后，由院办公室代管，现在规划“企管处”管理。接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印刷厂原在教育厅时就因设备落后，经营不良，没有效益，自负盈亏，难以维持，因其厂址在教育学院校内，就连厂带人划拨给我校的。后来厂址也被教育厅建领导宿舍占用了，只剩下一个空厂子和一干人马，学校不得不另辟两间大教室作为厂房和一间旧弃屋子作储藏仓库。有工人15人，其中九人为退休人员，在职正式工人六人，厂长是廖鸣臻。另有三、四个零时工，在从事着简易的手工加半机械式的印刷。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是“作坊”更为准确一些。按当时的政策，事业单位的企业，其退休人员按事业退休人员待遇。但厂里的九名退休工人，不属于学校教职工在编制退休人员，不能享受学校退休待遇。其现行工资是由印刷厂自己解决。而今工厂的产值很低，效益很差，每月的利润难以保证人员工资，何谈福利？而九名退休工人要求按学校退休人员待遇对待；享受福利、分配住房。经常找厂长廖鸣臻吵闹，使厂长难以应付，只好找“企管处”解决。我了解情况后才知道这九名退休工人早在教育厅时就退休了，他们的人事关系仍在教育厅，尚未随厂转入教育学院。院办公室主任吴浩功告诉我；这个问题拖了很久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所以经常扯皮，我去找教育厅计财处长李学明同志，回答说：“当年划拨时是按连人带厂一起划拨，不知道人事关系是怎样处理的。也得不到结果。我又去省财政厅计财处找李学明处长（非教育厅李学明），他先告诉我说：”你们学院退休人员没有这九个人，不能划拨退休工资。你们这九个退休人员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他说：“要增加这九个退休人员，就必须从你学校的在职人员仲裁去九人”。那怎么行呢？他也没有办法。为了此事，我曾多次厚颜上门找两位李处长。财政厅的李处长见我前往多次，也有些同情，不得已，才给我出了一个点子说：“程处长，我看你也是个热心的人，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印刷厂在坚持给这九个人发一年的工资，但不油印刷厂直接发给，而是把钱交给财务科发给，以后财政厅就按你们学校每月实发工资额和人数下拨。李处长也是个体贴人心的同志，在他的点拨下，我回学校向领导汇报此事，在领导的支持下，与学校财务科联系，才共同解决了这一拖了数年的老大难问题。从此，王宝书、何显林等救命退休老工人的工资才得以彻底解决。有了工资编制，后来分房等福利问题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是我任校办产业处处长后给印刷厂解决的第一件“大事”。以后，印刷厂每年向学校上交一万元。起源企业处理，财务独立，自负盈亏。从此，廖厂长也轻松多了，没有人纠缠，一心抓生产，后来的后来的效益也有所好转。

94年学校开办“三沟通”办学，经济大有好转，人人喜笑颜开。95年，学校来了新的领导，书记孙远初同志多次说：“不管是大钱（指“三沟通”办学）还是“小钱”（指零星创收）我们都要创收“‘就在这种氛围中图书馆罗坚和谢明乐二人向学校停薪留职任商，隶属“企管处”。他们办理了营业执照，经营铝合金和不锈钢材料，并得到后勤处主管领导的同意向总务处租用了校门口的一个门面和一间办公室。开始经营尚可，正向好的方向发展，第一年向学校上交了几千元。第二年，罗坚准备展业务，徐周转资金，便向“企管处”借款八万元。我向有关领导反映，领导也认为可以，并指示，支持他以下。后来还了三万，尚欠五万。由于经营素质差，管理不善，长期拖欠学校的房租金款，因此，学校尚未通知我们，在“企管处”不知道的情况下查封了门面和经营器材。这批器材价值几何，我们不得而知，以后作何处理的，我们至今也不知晓（说实在的，学校“查封”是不妥当的。因为他们是有正式营业职业的经营者，是得到社会法律保障的。学校并非执法机关，未经工商行政部门许可，就擅自“查封”，不经当事人本人同意就自行处理器材，皆有不当之处）。但我们仍在追收罗坚的借账，因为他是向“企管处”借的，他的器材是学校查封的，是为抵押房屋租金，与“企管处”无关，账要各清各了。后来，罗坚逃离学校，不知去处，学校登报追回，亦无音信。而谢明乐则终止停薪留职，回到图书馆继续上班。罗简单借款，是我签字批准的，他逃离后，不久我也退休了。学校提出要我把罗坚找回。学校登报尚且无效，我个人又有何能力呢？学校要我对罗坚的借款负责，我当然应当承担责任。我当时向学校写了每月从我工资中逐月分期扣还。但不知怎的，学校也没有执行，也没有再找我谈话追究，救不了了之。这是我在“企管处”岗位上所做的一件大蠢事、大错事。

后来，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各高校的校办产业在无声无息中烟消云散，退出了历史舞台。我校的“企管处”也从存在全校教职员工心目中销声匿迹了。

三、改头换面的“社教部”

“社教部”的全称是“贵州教育学院社会教育部”。这个名称的得来还有一段小插曲。学校的“三沟通”办学铺天盖地搞起来后，各系、科都在大批招生，一时间，学校的学生人数达万人之多，这是学历教育的社会办学形式，从者如云。原“科教中心”的非学历教育完全被冲垮了，没有了生源。“科教中心”在校内属非学历教育机构学校不同意我们招取“三沟通”学生班，只让办国家自学成材考试班。这是教、考分离的形式，由省自考办组织考试，国家命题，各高校自行组织教学，统一报名，省自考办组织考试、阅卷、评分，国家颁发学历证书。有很大的难度，学生难以及格，固报名来读者不多，都奔“三沟通”就读去了。普通高校办“自考”教育早已成型，归“成教处”管理，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我校本身就是成人教育学校，下面又没有“成教处”于理不顺，且叠床架屋。原来的“科教服务中心”又属经济实体性质，按正常不能办学。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省自考办主任张世俊同志不同意。出于我和他的私交，他又不好坚持驳回。最后，他给我们取了这个“社会教育部”的名号。因历时较长，学校从上至下，皆热呼“社教部”，却不知其所以然。从此，原来的“科技教育服务中心”便渐渐被人们淡忘了。说来可笑，这个“社教部”既无学校行文认可，也无负责人头衔，也没有办公图章，就是教育学院内的“黑人黑户黑单位”，但是我们从未计较过，为了给学校挣钱，仍然坚持不懈，埋头苦干、盯着许多流言蜚语，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辛勤工作，不计得失。

从94年起，学校大办“三沟通”，自考办学很难，原来与我们合作挂靠搞“自考”办学的卢明飚、杨俊光便离我们而去其他的社会主义学模式也办不下去了，解除合同，自奔前程。而我们不能闲着无聊，只有硬着头皮坚持办“自考”，但专业和学生都不多。我们看到各系、科办的“三沟通”如火如荼，既羡慕，又着急。我们便与院长杨和与主管副院长蒋南华交复文件，才同意社教部办少许几个“三沟通”性质的班。

提起“三沟通”，也是有番历史的，那是93年下半年，省自考办主任张世俊想放开自学考试的路子，学习省外作法，把自考与高校办学结合起来在他的支持下，在省军区招待所召开会议讨论。我校由主管院长蒋南华参加，因为“科教中心”负担社会教育，所以，我陪同蒋南华前往。会上，张世俊同志把放开自考办学的宗旨讲了之后，大家明白了，是要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的师资、教学阵地和设备优势。把原属考教分离的国家命题考试的“自学考试”与高校教育结合起来。因为自考属成人教育，正好与教育学院、省电大的性质相符合，自考办有意与这两所学校合作。二取其一。在会上，蒋南华同志先介绍了我校的教学和专业设置，以及师资条件，我也着重介绍了我们两年来从事社会教育办学的情况作为补充。省电大由陈朝刚同志出席，介绍了省电大的情况。经过一番讨论比较之后，我校的条件比较成熟一些。省自考办便确定以我校为基础，省电大参与，相互沟通，开展自学考试与高等学历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因为是省自考办、教育学院和电大三家结合，故曰“三沟通”巧的是94年底，陈朝刚、张世俊也同时调来贵州教育学院，故有人戏曰“三沟通”为“三钩结”。

因于此，所以，杨和、蒋南华才不得不同意“社教部”也办几个“三沟通”班。但在收益分配上有分歧。因为“社教部”原来的收入是按杨和院长的初衷，全部归学校，保证教职工的福利所需。“社教部”的办公室经费和办学活动开支，也只能在存款利息部分支付，不能动用原款。“三沟通”开办后，各系、科与学校的分配比例是四、六开，办学单位为四，学校为六。我们要求各系、科一致，但有人不同意，说我们是专门的创收单位，不应该参与分成。我们认为这不公平，同样是办学单位，为什么“社教部”就要全部上交呢？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各让一步，按三、七开，“社教部”三，学校七，形成决定，从此以后，“社教部”也开始有了较活动的，可以自作主张的经费。各系、科都有自己的教学场地，而“社教部”全靠在外租用场地，所以，除去开支，实际收益并不是很多。

“社教部”的办学，除了“自学考试”班，“三沟通”班外，还有“成考学历”班，主要是与威宁县教育局联办的四个班：在外中文、数学、物理、化学。威宁是贵州的高寒贫困地区，学生都是在职中小学教师。只能利用寒暑假面授，学费不高，除了正式授专业课程，还要请老师补习成人考试的中学课程。冬天授课最为困难，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交通极不方便。教学住地，食堂与教室之向是陡坡，下坡四肢着地，反背滑行，上坡四肢并用，靠墙边爬边行，前进也十分困难，先上去的，看着爬行的人呵呵大笑，苦中作乐。“社教部”没有自己的师资，全是从学校各系、科聘请的。记得有一年年终才结除课程，殷政开车至梅花山，路太滑，人下车找东西垫阻车轮，但路边无较大的石块可用，大家就把在威宁采购的年货——火腿，也搬来作垫阻使用。大家冻得手僵脚冷还哈哈大笑，乐在其中。所以，“社教部”的同志都特别感恩那些在十分困难条件下支持我们的各系、科的老师们。

时间从92年至98年退休，历史六年，机构从“科技教育服务中心”至“校办产业管理处”到“社会教育部”；人员除我，还有袁亚伦、赵毅、于晓禾、殷政，共五人。办学形式：从单纯的挂靠办学，只收取挂靠费，发展到自行办学，八年间历经艰辛，四处奔波。开始时，没有经验，到处乱撞，联系办学，远赴成都、湖南、海南、涪陵（重庆），由于不能异地办学而终无结果。在省内游都匀、威宁、水城（水钢）、瓮安等地，除了威宁、瓮安联合共办外，其他地方亦未达成协议。为了招生，几乎跑遍全身各县。至于招生的困难，也是一言难尽。到各县摆摊招生，如作贼一样躲躲藏藏，难以言状。所招学生，由于生源素质差，酗酒，打架斗殴之事常有发生，为了处理学生纠纷，有时候像消防队，忙于灭火，有时还深夜打的车前往办学点处理问题。由于招生、教学和学生管理的需要，我们不得不申请学校批准我们买车，得到学校批准后，我们才将原来的老式吉普车交学校，根据处理，从新购置了一辆微型车，为我们办学的取来提供了方便，解除了困难。凭着五个人，一辆车苦磨硬拼，毕业和培训的学生达数千人，为学校创造的收入至我退休时为止，达300余万元。若至2000年时，还上交余款200余万元。我们在学校经济最为困难的时候，服从学校需要，去艰苦创业，恪尽职守，任劳任怨，没有丧失学校的希望，为全校教职员工的福利尽了绵薄之力。这就是贵州教育学院在上世纪末的“科技教育服务中心”和“企管处”及“社教部”的基本情况，约述于此，以告知新人，我校草创之时之艰辛，淡定珍惜今日黉容伟舍之来之不易。 

    作者：程在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