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在贵州教育学院度过的那段时光，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创办《学报》的那些琐事。
1983年7月，我从西南民族学院（现西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先被学校派遣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报到，来到贵州后，却被送至省人事局招待所等待重新分配。我在人事局等了一个礼拜，省教育厅通知我去贵州教育学院（现贵州师范学院）报到。过后得知，是当时的院政治处处长（退休前是贵州省电大党委书记）吴启堂先生，在众多等分配毕业生中选择了我，使我成为教育学院的一员。为此，我特别感谢吴老先生，感谢教育学院，给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刚开始，我被安排在学院办公室，担任党办、院办秘书，在办公室主任谢祥迪的直接领导下，每天负责分发处理文件，参加院党委、行政工作会，做好会议记录。前后为熊荒陵、杨允龄两位老院长服务。心情非常愉快。不久，谢老主任离休。当时中文系缺先秦文学教师，系主任郦亭山老师欢迎我去上课。于是我向杨允龄院长请求离开办公室，调中文系工作。杨院长给我一个建议：“先去创办《学报》过渡一下，然后从《学报》到中文系去。”为不让领导为难，我答应先去创办《学报》。
学院成立好些年了，一直没有自己的《学报》。创办一份属于自己的《学报》，是当时院领导和许多老师们的愿望。1984年11月，我带着几分忐忑，几许压力，带着教院人的期盼，正式接过了这份工作。
我先向学校申请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然后开了一个详细的办公用品清单，将桌椅、书架、文件柜、笔记本，甚至便签、信封、墨水、铅笔、剪刀、浆糊等40多个品种都列入其中。我先领来桌凳、书柜、笔墨纸张等急需的办公用品，算是将《学报》编辑部的架子搭建起来了。
紧接着，我用了一个礼拜，先后到了当时的贵州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财经学院等大学《学报》编辑部去考察取经。从编辑部的人员编制、编辑人员轮值班制度，到《学报》的专栏设置、稿源组织、作者队伍、稿酬计算，到刊期、编稿、划版、印刷、发行等等，做了详细了解。
在此期间，也就是1984年12月8日，在杨允龄院长的主持下，召开了《学报》编委会预备会（有半数编委未到）。会上，周复刚老师汇报了教育厅关于《学报》有关问题的指示精神，通报了编委会委员的调整情况，研究了《学报》的宗旨、性质、任务、方向、刊期，以及机构名称（设编辑部还是编辑室）等，初步明确第一期学报（试刊）由方嗣昭老师担任责任编辑。
同年12月19日，由杨允龄院长主持，召开第一次《学报》编委会。我将其他院校的办刊情况在会上做了详细汇报。杨院长说：“刚才美树介绍了几个院校的情况，我们可以参考，不能照搬。创办《学报》，不要等到条件成熟，要克服各种困难先办起来，还要争取第一期早点出。系上的同志心急，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尽快反应。”各位编委分别就专栏设置、封面设计、文理分版、编委任务、编辑人员、篇文字数、千字稿费、审稿报酬、信封制作、印刷发行等具体事宜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谭佛佑老师认为：“《学报》是高等学府的一项重要建设之一。建议分为哲学社会科学版和自然科学版，内容既有对中学教学有指导作用的文章，也应有高深一点的专业理论研究文章。因此，限制文章字数不好。文章的长短，关键是看内容有无水分。”袁昌文老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学报》的任务是总结、交流、宣传贵州教育学院的学术研究成果。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有读者。现在全国的学报普遍板着面孔，发长文章，青年人不愿看，读者面窄，影响不大。因此在文风上必须改革，多用一些生动活泼的短文章。”两位老师的意见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使我受益匪浅。
会上还特别强调要设置“中学教学研究”专栏，突出教育学院特色，有别于其他院校；同时提出由编委轮流坐庄兼任责任编辑，以及编务工作量大、需要增加编务人员等建议。最后杨院长总结说：“《学报》初定一年一期，文、理分版，文科版由谭佛佑负责，理科版由方嗣昭负责，具体编务工作由张美树负责。目前编辑室小张一人不行。在未增加人员之前，由编委的同志协助完成大量编务工作。”
1985年1月，全国教育学院《学报》研究会在沈阳召开，我和李长明老教授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我听取了专家的学术报告，参与了各省市兄弟院校的同仁的交流，对我的启发很大，特别是激发了我办《学报》的热情。曾经想以《学报》作为跳板，现在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立志要当一辈子的编辑。1985年4月，在各位编委老师的指导和方嗣昭老师的亲自主持下，短短几个月，便完成了《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号的封面设计、组稿、编稿、排版、送印等工作。
正当我踌躇满志大干一番的时候，耳边传来我要调走的消息。但我既没有听到哪位领导给我说，更没有接到学校的正式通知。因此我很不以为然，心想：第一，绝不可能；第二，坚决不走。我要把《学报》的事业进行到底。
1985年4月，当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朱义甫同志找到我，说：“有一件事想告诉你，省委组织部来函调你到贵州省干部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我院《学报》刚刚起步，学校不想让你走，所以一直没有给你讲。但最近省委组织部反复来催促，我们不好再推辞。你要不想走，就自己给他们说吧。”我说好的。
时间到了5月份。一天，省委组织部来了两位处长，找到我做工作，用党性原则要求我服从组织安排。这样，就在这个月，我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贵州教育学院，离开了我喜爱的《学报》编辑工作，一去就是30年。
这30年，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由原来的贵州教育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学院学报》也随之更名为《贵州师范学院学报》。看到母校迁址后各项指标的兴旺发展，蒸蒸日上，作为老教院人，我真为之高兴。
作者：张美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