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知名校友、剧作家、国务院津贴专家曹海玲
曹海玲，我校1997级中文专业毕业生，一级编剧，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四个一批”文艺人才，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个人两次获得贵州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最佳编剧”奖。现任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曹海玲出版的个人作品专著
曹海玲的创作生涯，致力于贵州本土戏剧创作，扎根生活，关注现实，创作了反映贵州文化的舞台戏剧作品近20部。作品多次荣获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颁发的专业奖项，作品代表贵州登上国家级艺术平台，并多次获得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黔剧《天渠》剧照
以时代楷模黄大发为原型的黔剧《天渠》，荣获文旅部第十六届“文华大奖”提名剧目，选段入选文旅部主办的2019新年戏曲晚会，荣获文旅部庆祝建党100周年“百年百部”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荣获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大型剧目创作资助，入选由中宣部、文旅部主办的全国地方戏曲南方会演，入选文旅部优秀戏曲剧本孵化计划，获中国经纪人大会剧目金奖，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获贵州省优秀文艺精品扶持奖励，获贵州十佳旅游演艺剧目等十余个省部级专业奖项。
话剧《出山》剧照
以抒写贵州188万人易地脱贫搬迁的话剧《出山！》、以全国劳动模范“女愚公”邓迎香为原型创作的黔剧《腊梅迎香》，荣获中宣部、文旅部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以彰显贵州绣娘在脱贫攻坚中的“她力量”的京剧《锦绣女儿》获中宣部、文旅部主办的全国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进行了全剧录像播放，其中的选段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戏曲春晚。
黔剧《腊梅迎香》剧照
以贵州苗族文化为题材创新性现代表达的舞剧《蝴蝶妈妈》荣获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文化贡献奖，并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以贵州地方党史为题材创作的史诗剧《磅礴乌蒙》荣获贵州省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金奖，个人荣获“最佳编剧”奖。
舞剧《蝴蝶妈妈》剧照
音乐剧《血丹砂》获贵州省第六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最佳编剧”奖。话剧《青春百分百》获全国校园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获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西湖歌·湄江谣》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 小品《走访路上》荣获国家艺术基金小型资助剧目,并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贵州省“群星奖”金奖。
音乐剧《血丹砂》 剧照
曹海玲的作品，倾注了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贵州热土的无限热爱，以其敏锐的生命体验，把握时代脉搏，并将其人生感悟与戏剧相结合。
京剧《锦绣儿女》剧照
曹海玲的作品，始终追求从现实中生出的诗情和诗的精神，用悲悯的情怀抒写普通的人情世态，关注贵州这方土地这方人。
史诗剧《磅礴乌蒙》剧照
编辑：祈 静
审核：王 刚
=============================
【相关链接】
评曹海玲的大型话剧《城市的河》
王 刚
曹海玲是我省知名的青年剧作家，其戏剧创作成果颇丰，多次荣获国家级的大奖。在她众多的戏剧作品当中，话剧《城市的河》作为一部反映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成功之作，曾荣膺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这在当下的贵州戏剧界，是十分瞩目的。与国内的戏剧名家名作相比，这部作品也绝无半点逊色。而更加令人惊佩的是，作为一个自小生长在繁华都市里的剧作家，在曹海玲生活的背景上，从未显现出与农村生活有过“亲密接触”的痕迹，而她却用十分娴熟的艺术手段写出了这样一部令人荡气回肠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让人不得不钦服于她敏锐的生活洞察力。读罢这部作品，你不仅会被她行云流水般叙述方式所打动，而且会深深地感受到作家艺术构造的灵气，那就是——无论在环境的选择、人物的结构、典型的塑造，乃至于主题表现方面，无不体现出“精巧”二字。
一、巧在环境的构造十分典型
应该说，“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工问题，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所遇到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要在一个有限的舞台背景上去展现这样一个宏大的事件，往往是让人力不从心的。而《城市的河》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巧妙地选取了“农民之家”旅店这一典型环境作为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景，让各类人物在这个场景中去展现他们的思想、情感、经历和命运，从而鲜活而灵动地反映了农民工艰难的生活状态，展现了他们勤劳、善良、朴实、厚道、本分的精神风貌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不仅如此，作者还将“农民之家”这个旅店巧妙地安放在农村与城市的结合部，并赋予它作为农民进城务工的“停靠站”和“避风港”的使命，这种设计和构思，找到了农民进城务工问题的切入点，为故事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撑。对于那些处在城市社会边缘、饱尝辛酸、受尽歧视、苦苦挣扎的农民工来说，这个狭小、简陋的“鸡毛小店”，不啻是他们的另一个家，一个临时的栖身之所，一个心灵的疗养之地，一个寄托着几分虚妄幻想的“精神家园”。请看——
当“旅客甲”离开旅馆时，开玩笑地对白素芬说道：
“回乡下老家，又再回‘农民之家’!进出两个家，嘿嘿，分不清哪个是正房，哪个是偏厦了……”
当白素芬安排小琴给那些饿着肚子的农民工赊饭票时，“小花灯”唱到：
“娘子为我芳心碎，许仙衷肠剖分明。”
这些略带几分戏谑的对话，既增加了作品的趣味，也折射出农民工对小旅店的那份特殊的依恋感和归宿感。
从情理上讲，一贯省吃俭用的农民工，居然离开了工地，“奢侈”地住进了旅馆，这似乎隐含着某种不幸遭遇，某种悲情色彩。不过，他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有一个农民出身、心怀同情、乐善好施的女老板白素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苦难的庇护所，也就使这座繁华而喧嚣的都市减少了一群在大街上流浪的人。因此，即便是撇开剧情不谈，光是眼前这座令人寒碜的小店，就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而辛酸流泪了。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看，艺术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对生活的观照与体验。但是，艺术更需要悟性。作为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作家，曹海玲不可能去深入体验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她通过自己超常的艺术悟性，十分巧妙地通过“农民之家”这样一个小旅店，既解决了典型环境的塑造问题，同时也扬长避短，解决了自身生活体验不足的问题
二、巧在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环环相扣
矛盾冲突是戏剧的灵魂，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物结构是戏剧冲突的重要前提：没有很好的人物结构，就不可能有很好的戏剧冲突。《城市的河》正是一个复杂人物结构关系的有机组合体。剧中设置了多组人物矛盾关系，既有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也有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个体矛盾的设置上，作者精心构造了众多的人物关系“三角链”，并让它们相互交错、彼此钩连：第一组以白素芬为中轴，展示天龙与田生之间的矛盾关系；第二组以天龙为中轴，体现白素芬与井月之间的矛盾关系；第三组以车老板为中轴，突出井月与胖嫂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群体矛盾中，有白素芬和田生与双井村村民之间的矛盾，有天龙和民工之间的矛盾，有以天龙为代表的民工群体与建筑老板之间的矛盾等等。
在诸多人物矛盾关系中，天龙及其所代表的农民工与建筑商之间的矛盾，是推动整个剧情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让人惊讶的是，在诸多矛盾之中，凡是“农民之家”的“圈内矛盾”，都有会受到一种强大的内聚力所抑制，即便是在心海内波涛翻涌，但其外显性却并不强烈。例如，在白素芬、天龙、田生这条“三角链”中，天龙和田生的矛盾应该是比较激烈的，但是，出于农民工之间的那种包容与厚道，并未出现激烈的冲突，这正是一种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而那些外部矛盾，诸如民工群体与建筑老板之间的矛盾、井月和胖嫂之间的矛盾，由于受到群体内聚力的强大支撑，其外显性十分强烈，甚而很快演化为一种群体矛盾。这种矛盾的处理方式，很符合农民的群体意识观念。尽管其间似乎隐含着某些“团伙”意味，但也不乏质朴厚道、团结友爱的一面道、团结友爱的一面。
天龙所代表的民工群体与建筑商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整个剧情的聚合点。天龙为讨工钱而以命相搏、跳楼相逼的举动，将故事情节发展推向了高潮。一般地说，以“民工跳楼”来处理剧情，似有司空见惯、屡见不鲜、落入窠臼之嫌，但作者在处理这一剧情时，并没有去刻意张扬、夸大和渲染“跳楼事件”，而是通过一个崭新的角度，去披露“都市人”对这一事件的各种心态，全力揭示和剖析和人情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从“城市痞子”“光头男人”“时髦女子”“披头士”等等这一群人冷酷而戏谑的话语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道义和良知的失落。但是，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暖的：有忠于职守的“警察”，有心地善良的“老工人”，有正直仗义的“干部”......还有白素芬、田生、小琴，还有千千万万的与人为善的农民工兄弟！可以说，在处理天龙的“生”与“死”的问题上，作者没有刻意去煽情，而是以一种十分审慎和冷静的理性态度，从法理、道义、良知的角度，以一种“惩小恶，扬大善”的方式，让天龙被解救后受拘留，让欠款问题有了着落，从而使戏剧的冲突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三、巧在塑造了一个当代“阿庆嫂”式的人物形象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八方……”
这是京剧《沙家浜》里阿庆嫂的一段精彩唱词。《城市的河》中的主要人物白素芬，颇有几分“阿庆嫂”的味道。当年的阿庆嫂，有一颗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她能说会道、应对自如，巧与敌人周旋，掩护和照顾了新四军的伤病号；今日的白素芬，精明强干，热心助人，凭着一种正直善良和古道热肠，为农民工提供了一点亲情，一点温暖，一点慰藉，一点希望。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农民工的经历和遭遇的老板，白素芬是以一种对待家人的态度来对待眼前这些农民工兄弟的：当农民工们因为没有钱而饿着肚子的时候，她一次又一次地赊饭票给他们，丝毫不去考虑是否能收回成本；当胖嫂带着一帮人要来“教训”井月的时候，她仗义执言，镇住了对方，保护了井月；当农民工因得不到工钱而不能回家过年的时候，她为他们垫付了车费；当小琴因为向往城里人的生活而决计嫁给一个瘸腿人时，她并没有鄙夷和嘲笑，而是给予了心灵上的慰抚、道义上的支持；当天龙因为“跳楼事件”而被行政拘留时，她给了天龙无限的安慰和帮助。为了让滞留在旅馆里的农民工过上一个快乐的大年，她采购了大量的年货，还替天龙为农民工发放了红包.....这种中国农民骨子里与生俱来的质朴善良和古道热肠，正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要呼唤和张扬的。
作者在对白素芬感情矛盾的处理上，注入了浓厚的传统道德基因，增强了人物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多样性。早年的白素芬因为不甘于偏远农村的贫困生活，勇敢地与田生一起“私奔”，逃离了双井村。而就在那天夜里，一场灾难洗劫了村庄，双方的爱人都在那场灾难中死去，这种可怕的“巧合”，成了伴随白素芬一生的噩梦，使她一直在经受着道德与良知的拷问，最后在极度的矛盾与痛苦中断然拒绝了田生的爱，一段本是水到渠成的爱情竟然就此夭折。她与天龙之间的那种感情，也显得甚为朦胧和晦涩。一向敢作敢为的白素芬在感情上却不敢爱、不敢恨，这看上去似乎很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白素芬在感情上的“恐惧症”，绝非那种“从一而终”的陈旧观念的翻版，而是体现人类所应有的一种超乎其上的道德、责任与良知。这种性格上的“两面性”，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加鲜活灵动、有血有肉。作者似乎要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去寻觅和招唤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正在失落和已经失落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甚而，这样的一种设计，似乎还蕴含着某些“形而上”的意味。
四、有关的细末枝节
毋庸置疑，《城市的河》在整个艺术构思上是成功的。但是，仍有一些可供商榷的地方。比如，人物的结构与主题的表现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矛盾冲突的主线有待进一步强化等等。特别是在天龙和田生两个人物性格的处理上似乎给人一种错位的感觉。说句实话，天龙这一形象是比较较苍白的，他的所谓“好男人”形象，似乎仅仅是依靠几个妇女在舞台对话中莫名其妙地“杜撰”出来的。实际的情形却是这样：老婆跟人跑了，他逆来顺受，然后宣布不敢再爱；明知白素芬和井月都喜欢自己，却佯装不觉，不敢面对。这种宽容和厚道的背后，隐藏着的实际上是懦弱和麻木——谁能相信这样的人会为大伙的利益去跳楼呢？而相较之下，田生这个人物虽然居于次要地位，却鲜活得多。他敢爱敢恨，也不乏道义和良知。特别是他和白素芬的那一场爱情戏，他高喊着要“做一回坏人”，对白素芬穷追不舍。这种对爱情大胆追求、不顾一切的态度，显现出一种男人阳刚之美。也许，这样的人，才会为农民工去跳楼。因此，如果把田生的一些戏加在天龙的身上，使他们合二为一，让天龙去勇敢地“私奔”，去大胆地追求和表达爱情，最后再让他悲愤地走上楼顶……似乎这样一来，剧情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另外，作者对于“男女之大防”似乎看得过重，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过于拘谨。无论是对井月与车老板之间的关系处理，还是对白素芬与田生之间的关系处理，都紧护着一层厚厚的“道德防线”，影响了剧情的充分表达。“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唯其如此，才能感人。与其让井月“守身如玉”，不如让她去牺牲感情和青春，去怀孩子，去堕胎，去彻底地上当受骗。或许这样处理之后，另一个剧中人物“小琴”就可以省掉了。
（本文发表于《贵州剧作》2007年第4期。王刚，时任《贵州剧作》编辑部副主任、二级编剧，现为贵州师范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党政办副主任。）
参考文献:
[1]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