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地方史学的煌煌巨著——《安顺城记》，在经过历时8年的精心打磨之后横空出世。它融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为一体，以2600多页的卷帙浩繁，230多万字的洋洋大观，震撼着每个读者的心灵。
作为“发展视野中的贵州城市记录系列丛书”的开山之作，这部由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纂的地方史志，是本土安顺人与异乡安顺人联袂打造的文化精品，它凸显了地方文化研究在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特殊价值、重要意义，为中国和世界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具有试验性和探索性的文本。而在这部煌煌巨著的背后，也有众多贵州师院校友的身影，他们是——
杜应国，《安顺城记》总纂，文化学者，地方史志专家，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贵州教育学院1986届政教本科毕业生；
李晓，作家，学者，原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校1984届中文本科毕业生；
卢永康，作家，学者，原贵阳市政协秘书长，我校1984届中文本科毕业生；
刘文仲，作家、语言学者，我校1994届中文本科毕业生；
夏顺龙，教育专家，学者，原平坝一中校长，我校1988届教育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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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教授与《安顺城记》
2020年12月18日，《安顺城记》首发式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力，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龙超云，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员、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馆原馆长顾久，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文史馆党组书记、馆长王茂爱以及贵州师范学院领导班子出席了首发式。该书主编钱理群教授作了精彩的讲演。我校校友杜应国（总纂）、李晓（作者代表）分别向与会者介绍了本书的成书过程以及自己从中得到的体会和感受。现将杜应国、李晓两位校友的会议发言附后，以飨读者。
杜应国：今天的收获，其实是一项集体成果
各位领导好！各位朋友好！
今天心情很激动，能够在《安顺城记》首发式上有幸代表我们《安顺城记》创作团队登台发言，很兴奋也很荣幸。经过八年的艰辛，《安顺城记》终于面世，就像我们安顺人说的：收头结大瓜。煌煌七卷、总计230万字的书摆在大家面前，确实给人一种“果然一大瓜”的感觉，所幸我们不是“瓜众”，而是“种瓜”，即种瓜之人。所谓种瓜得瓜，今天在座的各位，除了我们安顺城记创作团队的朋友外，还有相关的领导和其他朋友，都曾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了这个“种瓜”的过程，所以，今天的收获，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收获，是一项集体成果。我今天想要说的话，其实在这本书的序言和后记中都已经说了，不过，鉴于大家包括我们《安顺城记》创作团队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今天才第一次看到这套书，大家对这本书的整体面貌、篇目结构不一定很清楚、很了解，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对《安顺城记》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校校友、《安顺城记》总纂杜应国先生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在现代地方志的书写中，《安顺城记》有三大特点：一个是观念新，一个是体例新，再一个是篇目设计新。《安顺城记》号称仿《史记》体例，《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在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三大体例（另二种是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中一直占居主流地位、统领地位，为历代史家所尊崇，竟致成为正统的国史叙事文体，一部《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的集大成之作。采用国史体例来写地方志会有很多问题。比如《史记》的五体结构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其中本纪为帝王专属，只能写皇帝，这个放到地方志你怎么写？又比如世家，这是专写王侯贵胄的，别说安顺，就是贵州，你有几个勋戚贵族可以写？所以，从地方史的角度看，《史记》是不可简单模仿的，若要仿，就须要突破传统的史学观念，对原有体例作适当的变通，将国史叙事与方志叙事结合起来，以现代的眼光，现代的视角去重塑体例进而重构历史。如本纪一体，原有“本其事而记之，理众事而统之”的含义，所谓纲举目张，传统史学就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宏大叙事，皇帝就是纲，就是历史活动的重心，居于统领地位，其他的一切人与事都是目，是围绕帝王的存在、活动来发生、来展开的。突破这样的史学观念，而将决定和影响一个具体区域形成和发展某些先在要素譬如地缘位置、历史沿革、民族和人口构成等等作为前提，作为我们的叙事之张本，演绎之根据，那么它就同样具有了纲目统领的意蕴。这样，观念上的突破使体例上的变通成为可能，循着这样的思路，专写诸侯勋戚的“世家”，就可以化转为“世代之家，赓续而传”之义，将地方上的仕宦之家、诗书之家、技艺传承之家等等容纳其中。观念之变促动体例为之一变，二者都有了新意。更重要的是，体例上的破局，还打通了某种结构性障碍，为我们的篇目设计和条目设置赢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拓宽了想象的空间和落实的可能。在旧方志体例的框架下，篇目设置不尽合理，内容畸轻畸重，有的篇目综合性较强，所含内容也较庞杂，如《地理志》，从星野、形胜、疆域、物候到山脉、河流、道路、关隘、津梁等等；而有的篇目又比较单一，如《选举志》，仅涉及相关的科举名录。要打破这种局限，就要将此类综合性较强的篇目进行分解，采用专志、专史以及行业史的方式，使之眉目更清楚，内容更集中，结构更合理。于是，才有了记述各少数民族创世想象和人类起源神话的《传说纪》，有了一般方志不会涉及而又能凸显地方性特征和历史与时代背景的篇目、条目，如《城前纪》《移民纪》《军屯志》《店铺志》《名村志》《饮馔志》《器物志》《演艺志》《图像志》等等。
上面介绍了《安顺城记》富有新意的一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这些在体例上的突破和条目设置上的创新，使我们有了一定的信心和底气。记得2017年，当《安顺城记》的统稿工作基本完成后，曾在省文史馆召开了一次审稿会议，钱理群老师当着在场的几位馆领导郑重表态：“在通读了统出来的《安顺城记》所有稿子之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这部书基本上达到原先的预想和设计，是一部立得起来的书，特别是原先最担心的‘集众人之手，成一家之言’的这个大难题，可以说已基本解决！这也是最早在省里开会时，贵阳的几位历史专家、文化学者共同提出与担心的问题，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钱老师的肯定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现在，书出来了，欣喜之余，我也有几分不安，几分忐忑，因为这同时意味着它马上就要面对读者，去接受读者和学术界的检验，就像一个考生临进考场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在这里表一个态：我们将坦诚地面对读者和学术界的严格检验，任何批评与置疑我们都不会拒绝，特别是那些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批评及合理建议，我们都非常欢迎。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就是那些我们引以为豪的突破与新意，也一定还会有种种的缺憾与不足，毕竟《安顺城记》在上述诸方面所作出的尝试，都不过是一种探索，是为现代地方志的书写寻找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一句话，《安顺城记》是一个探索文本，一个试验文本，带有一定的试误性和实验性。如果读者与学术界的批评有助于它的改进和完善，我们何乐不为？
《安顺城记》全册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谢。首先，要感谢省、市相关领导的支持和重视！无论是在编撰过程中还是在出版之后，《安顺城记》都得到了省、市相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他们！其次要感谢大家尊敬的钱理群先生！他以八十二岁高龄的衰迈之身，在最不适宜出行的年纪、最不适宜出行的天气，冒着严寒，来到贵州，先后在贵阳和安顺两地参加《安顺城记》的首发式，除了深入骨髓的贵州情结、安顺情结之外，他一直心心念念地把《安顺城记》作为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念兹在兹，从未释怀。我建议，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致敬！此外，我还要感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感谢前馆长顾久先生！他不仅慧眼独具地接受了《安顺城记》这个项目，并将之拓展为“发展视野下的贵州城市纪录丛书”，而且立即为之立项、找省长落实经费。在他的推动下，整个文史馆的领导班子都给予了《安顺城记》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原书记王德玉先生、原分管副馆长靖晓莉女士！感谢现任馆长王茂爱先生、副馆长曾达先生！感谢文研处的陈丹阳处长和她领导的工作团队！《安顺城记》在编撰过程中需要处置的种种琐碎而又繁难的工作都是由他们帮助解决的。我还要感谢贵州出版集团！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黄冰女士！她为保障本书的高质量编校付出了大量心血，她精心设计的装帧和封面，端庄、典雅、大气，为本书增色，令大家都感到满意。还要感谢安顺市社科联！感谢贾正宁、佟建安、高守应等历任领导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安顺城记》在编撰过程中召开了十多次小型研讨会，并进行过十多次的田野调查，所有这些都是在守应、建安的积极支持下展开的。还要感谢我们《安顺城记》的创作团队！感谢他们对我的包容、理解和支持！我有幸与诸位合作——无论是贵阳的作者还是安顺的作者，都以《安顺城记》作为纽带，不分畛域，协力共进，表现出极富亲和力的团队合作精神，这是安顺之幸，也是本人之幸。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何幼！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未在任何公众场合提起过自己的家人，今天想破个例，利用这个正式的场所，这个我平生唯一一次的高光时刻，以一种仪式感的方式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歉疚！八年来，她承担了大量繁琐的家务，是她她的理解、宽容与付出，才使我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安顺城记》的编撰工作中。谢谢她！
谢谢在座的各位！
李晓：作为贵州师院毕业生，这也是向母校交的一份作业
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领导，所有关心支持《安顺城记》的朋友们：
室外寒风凛冽，我的心里却是一片火热。因为我们今天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二百多万字的《安顺城记》首发式。而这部巨著的总纂杜应国先生和作为参与者的我，都是贵州师范学院的前身贵州教育学院的毕业生。今天的首发式在此举行，也是我们向母校交出了一份作业，一份答卷。8年辛苦付出的丰硕收获，《安顺城记》终于正式出版发行。作为一个参与了安顺城记编撰工作的安顺市民，我既为安顺地方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的这一重大成果由衷地高兴，更为自己能够参与这一浩瀚的文化工程而感到幸运。关于《安顺城记》的立意、价值、特点、成绩等等，巨著已经摆在大家面前，稍后钱理群老师、杜应国先生、文史馆领导等等还要详加介绍，我就不再赘言。在此，我只想从一个参与者、在场者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一下《安顺城记》这项文化工程在这有形的二百多万字的煌煌巨著之外，另外一个无形的却同样重要的收获，也就是《安顺城记》在集结队伍、激发活力、提升水平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校校友《安顺城记》作者代表李晓
2012年10月25日，钱理群老师在省文史馆召开的第一次《安顺城记》预备会上提出，“好人们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之后，安顺文化界的朋友们闻风而动，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众多朋友受文化的感召，集结在《城记》项目。在应国的统一协调下，寻旧籍、查资料、走实地、访现场，完成编写大纲规定的任务。写作过程中，随着编写内容的调整，参与人员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从开始初定的30多人，最后形成了七十多人的写作队伍。（安顺本土五十多人）
参与《安顺城记》撰稿朋友中，有从事相关专业的高校老师和专业文史工作者，也有爱好文史研究具有相当素养、有一定成果的文化人。更多的中青年朋友是通过参与城记的撰写，激活了对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的热情，以此为起点走上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之路。在城记完稿的同时，安顺也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热心地方历史文化发掘、收集、保护、传承、研究的队伍。
参与城记编撰的朋友都具备相当的写作水平，但是，刚开始接触城记编纂工作的时候，多数朋友只是熟悉文艺作品或者学术论文的写作。很多人对于写作城记这种既讲究历史文献的科学性，又追求文艺作品的美感性的文字，是比较陌生的。在戴明贤、袁本良等老师的示范之下，通过城记稿件的编撰，经过杜应国不厌其烦的辅导，大家对于这种文体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可以说，《安顺城记》的编撰过程，就是一个培训队伍的过程，是一个大家学习提高的过程。
通过《安顺城记》的编撰，带出了一支队伍，更产生了一大批成果。在编撰城记的八年间，出现了以微信公众号“文化安顺”为代表的以研究和传播地方历史文化为主体的多个新型媒体，以丁武光为代表的多个作者写作出版了数十种地方文史类著作。这些都同《安顺城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如果说《安顺城记》集结了这么多的作者，是“集众人之手”，那么要“成一家之言”就得要说全书的总纂杜应国先生。他受钱理群老师等几位主编的委托，具体负责城记这项文化工程的具体工作。应国既有能力有水平，同时又有责任心、有使命感，做了大量文字以内和文字以外的工作，以极大的耐心和付出，协调各方各面，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使城记得以圆满完工。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安顺城记》的具体编纂工作，到今天算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是，地方历史文化的继承、保护、整理、研究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工作。我们众多安顺城记编纂工程的参与者，今后仍将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整理、保护、传承上，尽自己的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让我们的家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向世人展现出一个文化的安顺，一个有灵魂的安顺。
最后，作为一个热心地方文化的安顺市民，我要再一次感谢关心支持“安顺城记”的各位省领导，感谢省文史馆各位领导，感谢钱理群、顾久、戴明贤、袁本良老师，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安顺城记”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编辑/祈静
审核/王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