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学术教育，高品质的师生情谊

作者 杨郁

1977年，在中国发生了一件足以影响未来的大事件，这就是恢复了中断了十余年的高考制度。当时，我以农村带帽初中的学历参加了高考。可能凭运气，也可能自己还是有点儿实力，被现在的毕节学院（当时全名在公章上是“贵阳师范学院毕节师范专科大专班”）录取。在当时，在我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件，自己很有些自以为是，不仅因为从此跳出农门，有了铁饭碗，并且还是大学生（当时不怎么清楚，其实准确的说法是大专生）。可后来逐渐明白，大专不如本科，本科不如研究生，当时好像还不知道有比研究生更“威风”的学历。现在我才逐渐明白，大学的名字越长越“烂杆”（贵州方言“差”的意思），比如北京大学比北京师范大学好一样。当然也有人说，未必，比如“贵阳师范学院黔东南民族师范专科大专班”就比“贵阳师范学院毕节师范专科大专班”长……

1979年6月，我们这批人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学”第一批学生就毕业了，据说是社会急需。进入工作岗位之后，除了拼命地工作之外，自己最大的一个愿望之一就是读一个本科——当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知识，开阔眼界，其中弄文凭的成分不是最重要的。

大约在1980年前后，我知道贵州教育学院成立了，并且准备招生，这是一个读本科的最佳出路。与此同时，当时有一位同事是上海人，准备考研究生，我也加入了这个“考研”行列。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考试，贵州教育学院自然成了主要的考试选项。可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1985年），经过一番拼杀，考上了贵州教育学院，实现了一个魂牵梦绕的夙愿。

当时的贵州教育学院，大学的水平，小学的空间，挤在贵阳市河滨公园旁边。刚入学的时候，一个班几十名男生就挤在一个大宿舍里——其实是一间大教室——我们刚到“贵阳师范学院毕节专科大专班”的时候，也睡这样一间大大教室。晚上，只要有人咳嗽或喷嚏一声，整个教室如同雷鸣——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宿舍上层楼是图书阅览室，下层楼就是教室。这倒也方便，预备铃响了再起床也不会迟到。

在课堂上，我真正体会到了贵州教育学院的“大学水平”。在这里听到了姜亮夫的学生郦亭山先生的“音韵学”、张树舟先生（黄侃的学生）的入门弟子程在福先生的“文字学”、殷孟伦（黄侃的学生）先生的研究生周复纲先生的“训诂学”、杨明照的（《文心雕龙》专家，据说为了勘误《文心雕龙》的几个字，乘飞机下上海，上北京，治学很严谨）的学生易建贤的古代文学、徐思益（因为徐思益有一本《语言学概论》，里面有些转换生成的内容，据说也是一位大师）的学生邵新芬先生的“语言学”……

因为花了几年的时间来准备考研究生，所以对语言文字类的课程并不陌生，不少课程已经相当熟悉，可先生们偶尔间谈到这些语言学大师，知道了不少书上没有的东西，常常激动起来。这是因为，我们学问有了一个源头，这就是“乾嘉学派”……因此，在学识上，贵州教育学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情况熟悉了些，也就有机会经常到老师的家里去做客，经常都是成群结队的，显得非常热闹。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正常现象，到现在不知是不是会变成异常现象了。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很密切，有的老师很自信，有的老师很谦虚，各得其所，师生关系其乐融融。

在校期间，可记忆的事情多多，而离校之后有些事情还是令人感动不已。

一次，当时我在宁夏大学读研究生，因事要找一个中文系当时的学生。那个时代，不像今天这样几乎人人有手机，有个“pp机”——传呼机的人都很少。于是好不容易把电话打到了郦亭山先生家里。当我吞吞吐吐地把自己很不合理的要求说出来之后，郦先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让过半小时打过去。

据我所知，郦先生家在教工宿舍的五六层，而我要找的这个人住在学生宿舍的六层，中间还隔着一段路程。让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走这样一番路程，当时是没有电梯的。今天看来，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何等的恶劣……

郦先生举动，令我至今感动且汗颜。我知道，当时我在中文系只是一个无名之辈，不像吴俊（现为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那样当党支部书记，只不过一个喜欢扫地的组长而已，在老师的心目中很可能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见郦老师的厚道，可见师生的情谊。

还有一次，那是2003年4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北京。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来自贵阳的号码，接起来之后，听到一个很熟悉的低沉的声音：“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来贵阳的？”

原来电话是同学吴俊打来的，他当时在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当老师，当时荣升教授、系副党总支书记。

他的话，我一头雾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问：“怎么回事？”

在电话中，吴俊压低声音说：“周老师给我说，刚才在学校门口看到一个人，很像你，提着一个包。他让我赶紧联系你，找个地方藏起来……”

周老师就是周复纲教授，当时是系主任。经过吴俊一番解释，我明白了怎么回事——当时，北京等地出现了“非典”，全国各地都处于严防死守的状态之下，而地处西南的贵州，当时是零报告，没有出现疫情，所以对外来人口特别是北京这样的疫区人口，自然是一旦被发现，肯定立即隔离……

这件事虽然是一场虚惊，已经过去了几年，但那种老师和同学的情谊，在心中久久回荡，至今记忆犹新。

贵州教育学院已经度过了30 个春秋，三十而立，现在由一所成人高校改制为一所普通高等学校，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据我所知，当时在中文系，有教授职称的老师是凤毛麟角，副教授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而今天，仅教授就是多达七八人，副教授二、三十人，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近20人，真该刮目相看。

但愿母校不断发展，也但愿母校在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学术教育的同时，继续保持高品质的师生情谊。 （ 2009年3月于北京，2011年4月修改于北京，2014年7月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