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母校工作生活20年。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中年时光。许多的人和事，一幕幕，渐渐远去，飘飘渺渺，如歌如烟。唯有在为学院改制那艰苦卓绝的岁月，让人永远铭刻在心，无法忘却。今天想起来仍不禁激动不已，唏嘘感慨。
那是些激情燃烧的日子，我们犹如注了鸡血般的亢奋，没日没夜，只为了学院的涅槃和重生。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人，想记下改制的那些事儿:选址、办证、建设和定名……。有那么一群人，一个团队，为了做成点事，为了救我们自己，为了解决生存危机，呕心沥血、披荆斩棘，付出了许多许多……。
先说选址。那还是2003年，因“非典”学院没招生，规模萎缩得很厉害，又是弹丸之地，显然生存都成问题，想嫁出去没有彩礼，婆家都找不着，学校说自己找地发展。最初去了金阳，当时一片荒凉，找了好多地方，终于在今天奥体中心斜对面，看了一块地，跑来跑去办手续，没人搭理我们，大半年下来，什么也没有办成，开发区根本不理睬我们。龙洞堡、二戈寨、花溪跑了个遍，都不理想。后来又去了三江农场，倒是宽阔，但是农场用地，又远，转换很麻烦。时任院长袁惠民同志急得没法，拉我一道商量，说我们不能再在金阳耗下去了，听说乌当有个职中，办不下去了，我们去看看。调转车头，我和袁院长直奔乌当而去。学校很破烂，后面有空地可以发展。他说到省政府摸摸底，若能并进来向四周扩展，是条路子。在省政府办公厅，吕处长说商专想要那块地，但乌当职中教职工反对合并，状告到北京去了。我们立马着手去调查教职工反对合并的原因。原因查清后，袁院长又领着我去乌当职中，看绕开它，后面有多大的地。那天风和日丽，暮春时节，到处郁郁葱葱。我们俩人看完职中后面的那坝水田，目测面积实在不大，于是信步爬上旁边的山头。极目望去，下面那丘陵般的地貌一下子吸引住了我俩的眼球:没有人家户，几弯水田，耕地不多，三个山头也不大，荆棘丛生，只是坡度较陡，有些切割，要是把山头一推填起凹地，真不失一个办学的好地方。带着一阵久违的兴奋，我走在前，袁惠民院长在后，没有路，连滚带爬，下到了山脚，早已是大汗淋漓。鞋脏了，手也被刺挂破了。沿着放牛的小道，在山脚走了大半程，登上了一个小山头，坐在草地上喘喘气。那是一个农村叫火石坡的山头，不长树，也不出庄稼，视线很好。理理思绪，平静心情，袁院长说，我们就选这里了，你看有多少亩？我说怕不少于600亩。他说回去向党委汇报，大家来看下，没意见，你就开始跑手续。院领导一班人看了都说好，就这么定了。到乌当区政府，立即得到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那是2004年的七、八月份。
跑手续。2003年7月，袁惠民院长牵头，我邀省教育厅史开来同志共同搞了一个调研，做出来叫学院办学规模论证报告书。教育厅孔令中厅长很支持，邀有关委厅进行了论证，同意这个报告书。于是，凭着它开始给教育厅、省政府打报告。我记得那时还没有转制之说，只说征地是为了解决校园狭小和在校生生均面积不足。手续跑到2005年10月份，已有了些眉目，母光宇副书记分管我，费了不少劲。拿到土地预登记证是2006年6月13日。各类手续我牵头跑了几十个单位，盖的公章我数过大概有600多颗。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三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有时为了等一个人，那得要蹲上六、七个小时，要办成一桩事，跑个一、二十趟是家常便饭。我们吃了不少苦，受过不少委屈，动用了不少关系，既有心酸，也有每前进一步的喜悦。地跑下来了，买地的钱却不够。时任修耀华书记、袁惠民院长把算盘拨了一遍又一遍，9万多元一亩，6000来万元，账上只有一半的积蓄，差的钱哪里去找？学院陷入了苦闷和挣扎，两个党政一把手急得团团转，只有找农行紧急磋商，评估来评估去，说不具备放贷条件，没有抵押物。袁惠民院长带着我和曹克坚同志谈遍了所有的国有商业银行，终于在市商行、市农行和农村信用联社之间找到了突破口，用的计策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还要做到墙墙不倒。这里得感谢宋锐同志，他当时是省信用联社副主任，安排乌当区信用联社贷款3000万元，我们算是凑齐了划拨用地的征地费。当时贷款3000万元，没有抵押物，除了收费权质押外，我们还在省发改委打探到了可以争取外国政府贷款的信息。刘惠安同志和我找到外经处龚处长，他教我们怎么做怎么做。拿到省发改委的报告，写的是要争取沙特政府贷款。复印件送到乌当信用联社后，算作了一个筹码，真正拿到钱是2007年下半年了。
623亩地倒是拿到手了，征地费没付清，更没钱搞建设，前面的路也很迷茫。到了2007年6月，新任党委书记霍健康同志来了，笑眯眯的，个头不高，显得很精神、年轻，看上去很亲和。摸清情况后，霍健康书记对学院的现状吃惊不小，他坐不住了。他对我说，看来只有华山一条路。于是，他大刀阔斧，拿出了当年搞“普九”的劲头，很快在7月6日主持召开了“全院改制迎评启动大会”，提出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只争朝夕、日夜工作的作风，建好新校区，做好迎评的各项准备工作;他邀请教育厅有关处室为学院把脉听诊，共商学院发展大计。他提出的“积全院之力，坚决打赢改制迎评攻坚战”、“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咬住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口号，至今仍萦绕在我耳旁。他从提振全院教职工精气神开始，告诉我们不能苦等苦熬，要攻坚克难。随后，学院成立了“改制迎评办公室”、“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一“软”一“硬”，从各系各部门抽调精兵强将到两个办公室工作。我也从学院办公室主任岗位上抽调出来，主持基建办的工作。基建办一下子就汇聚了十多号人马，最多时达60多人，全面拉开了新校区建设序幕。霍健康书记一改刚来时的随和，工作要求很严、很细、很实，时常板着个脸，面容凝重。我深知他很着急，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改制只能成功，不允许失败。如他所说，学院命悬于此，事关生死存亡、事关人心向背。新校区土地丈量、苗木赔付、青苗补偿、坟茔搬迁、高压线移动开始了，推土机、挖掘机进了场。农民百般阻挠平场施工，是新庄村付支书站出来，高新办事处赵主任组织力量才保证了平场的进行。
2008年1月30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特大雪凝灾害百年不遇，新校区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开工典礼。摔倒了，站起来;咬着牙，忍受着寒冷的天气，全院教职工近300人没人退缩。顶着凛冽的寒风，秩序井然;站在泥泞的典礼现场，一片肃静。典礼结束后，全院教职工自动排成两行，欢送前来参加典礼的省领导和来宾，目光中饱含着期许。省领导和参加典礼的厅局长们感动了，被一种精神感动了，离开时都噙着泪花，默不作声。2月份在平场结束后，地勘进场开钻。2月26日，全校教职工自己掏钱购树，毫无怨言，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风，在新校区的山坡上栽下了1000多棵树苗。新校区没有建设资金，霍健康书记说找施工企业先垫资上马，学生宿舍引资修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搞成。历经坎坷和周折，总算央齐了各路人马，现场机器轰鸣了起来。我找到了一篇当时的工作日志，是这样写的：“今天3月9日，是一个星期天，新校区建设工作协调会在乌当新校区工棚举行。天快黑了，前面开了两个会，一个是学生公寓协调会，一个是1、2号教学楼协调会。现在开的是每周的工作例会，霍健康书记正在讲话，进行安排调度，袁惠民院长、万一平副院长不时插话。太困了，春节过后到现在，没有休息一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基建办全体人员全身心扑在新校区建设上。许多手续还在办理中，又没有建设资金，大家想办法、动脑筋、时间紧、任务重，已开建了两栋教学楼群和6栋学生公寓、学生食堂，参建单位已达到6家，急需协调调度。”是的，大家凭的就是这种艰苦奋斗，激情干事创业的精神，仅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建成了新校区，创造了建校的奇迹。我们不怕吃苦，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三个寒暑假没了、周六周日没了，为新校区建设大家没有歇一天。那时差不多一天一个会，很短，开完就办。生病了，输完液，拔下针头又出现在工地现场;有的年轻人误了婚期;有的晒黑了不敢首次登门见恋人的父母。不说我们了，就是霍健康书记，白皙的脸庞晒得黝黑，几个月的时间就穿坏了两双皮鞋。新校区建设靠施工单位垫资，依然搞得如火如荼，到处一片繁忙的景象。我们基建办分成13个工作组，分别由富源峰、吕筑平、张松、蒋江南、颜世刚、刘惠安、刘俊玲、曹克坚、李文英、方尚礼、彭富先、官榜荣等同志担任组长，我负责总调度，按霍书记的话叫“统一领导、分工负责、互相协作、共同推进”。霍健康书记领着一伙人，没日没夜泡在工地上;驻扎在河滨校区的跑手续、整资料忙得不亦乐乎;袁惠民院长带着俩三个人，到处找钱;万一平副院长放弃午睡习惯，总对着图纸看着倒排工期表，考虑如何推进建设进度，如何分配各单位用房，很快积劳成疾。校园的绿化美化，没钱怎么办？霍健康书记说，看来得化缘，请求各县教育局赞助。我起草了一封致各县教育局的信，霍书记看后不满意，用红笔修改了大部分，成就了一封情深意切的函件。很快，响应者众多，纷纷捐树捐石。看似一个化缘之举，却一下拉近了正在浴火重生的学院与各县教育局的联系。正安的树拉来了、安顺的苗木种上了、罗甸的石头到位了。余庆送了一棵百年桂花树，那是从构皮滩水电站淹没区移出来的，路途中经历了车祸，人和树居然毫发无损，至今仍挺立在校前的草坪之中，算是棵奇树吧。在新校区建设中，我们是把一分钱掰成了两分钱用。冒着酷暑到佛山厂家直接采购瓷砖和家具；绕山的文化长廊自己设计，自己采购石料，自己组织施工；科威特政府贷款，要编制可研，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最低也得8万元，没钱啦，我们熬更守夜的自己编写，甚至不诚信的盗用了设计院的名称，事后被人家知道了，无可奈何的表示理解我们的艰难。这样艰苦建校的例子实在多了去。为了赶工期，我们还自家掏腰包请施工队的管理人员吃饭，那真是做到了勤俭建校、廉洁建校。校区建下来，没有发生一桩安全事故、没有一封举报信，做到了安全建校区、干部得成长。2008年8月8日教学楼封顶，9月我调离，之后同志们仍在用这种精神继续演绎着感人的故事。当然，我们这么做，和点燃了我们创业激情的领头人—霍健康书记是分不开的。我还记得，为了设计合理省钱，霍书记召集各系各部门负责人充分讨论，对着图纸和现场反复比对计算；为了稳住施工单位，解决建设资金，2008年3月26日，霍书记袁院长还联名向省委书记、省长写了封学院决心改制，请求资金支持和置换河滨校区的报告，写得至真至切，得到他们批示，并于4月11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专题进行研究。回首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看到如今学院的新貌，我倍感欣慰，毕竟在学院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勇敢地、毫无怨言地担当了。
最后说下定名吧。2008年1月中旬，霍健康书记带着我去北京，因沙特政府贷款停止了，要改为科威特政府贷款，全国竞争的学校很多。我们先去了国家发改委，后去了财政部。霍书记凭借他的人脉关系，找到人在门口把我们带进去，算进得了门，见到了人。站在处长和司长的桌前，霍书记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我院的艰难、改制的决心和用好这笔贷款的保障措施。很显然，他们被打动了，表示大力支持我院使用科威特政府贷款2500万美元建设图书信息楼和体育馆，之后的3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立项发文。第二天，去了教育部，霍书记轻车熟路，拜访了有关司局，但未找着师范司管司长。后打听到管司长腿摔了，在家休养。几经询问，绕了许多条大街，终于在一个小区找到了管司长的家。管司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听完霍书记的陈述后，表示大力支持我院改制，但条件是需要在新校名中保留“师范”二字，否则他会反对，理由是师范的教育资源不能丢失。后来我们想，就保留原名吧，毕竟用了快30年有感情，可发展规划司不同意，因改制就要改名。又一度想过叫“贵州文理学院”，师范司的意见摆在这儿，要有“师范”二字。前面冠上省名，中间加上师范，后面只能叫学院，这就是现名的来由。与某校的名字相似，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怪不得谁，算作历史吧。顺便说下教职工宿舍用地。新校区建设开始后，与校区紧邻的东风镇村民找到富源峰要求一并把他们的地也征了，我得知后认为是机会，马上找到镇的领导谈，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回来汇报，书记院长都同意，但村民和东风镇要我们先付款再办手续。学院一咬牙，东挪西借硬是凑齐了，当然冒了上面不批的风险。紧接着我们在这27亩地上平场打了围墙。很快我们把报告打到建设厅，要用这块地建教工宿舍，时任副厅长王秉清同志批示同意，方式另商。霍书记指示我做了两个方案，征求大家意见，统一后上报。现在看来要是犹豫一下，机会就稍纵即逝了，好多新校区都没搞到全产权政策哩。这中间还有个插曲，乌当区领导当时想把这块地卖给一家制药厂，因我们下手太快，于是提出用河对面的地与我们调换，被我们一口拒绝，并坚决反对建制药厂，要求不要破坏校园周边环境。
改制迎评是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事情，应该留下点印迹。于是我掬取些散落的水珠，记些凡人琐事,算作史海钩沉。曼德拉说过：“生命中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能再度升起。”贵州教育学院在那个坠落的当口，临困局而不退缩，卧薪尝胆、趁势而为、抢抓机遇，实现了再度升起和华丽转身。回眸这段难忘的绝处逢生的岁月，有这么一个团队和群体，以降大任于斯人的豪情，励精图治、众志成城、梦想高远，谱就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教院精神”，弹奏了一曲生命中动人的光辉乐章。
作者：郭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