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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方 法 论
2014-04-25 09:36     (阅读:)

                                           

  颜 迈

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爆炸的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哲学方面的知识,都迅猛地发展。它们分而又合,合而又分,交叉重叠,彼此渗透,构成了一个浩渺、深邃、广阔、纷繁的知识世界。面对着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研究者们探讨了不少的研究方法。本文拟从这些研究方法中,选择有代表性的比较方法进行考察。

一、比较的本质是研究事物的异同

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两种事物:它们或者没有相似之处,或者没有相异之处。

这是一个大胆的命题,我们不得不加以论证。

大象和青蛙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脊椎动物;青蛙和跳蚤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动物;跳蚤和柳树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生物;柳树和石块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

海水和河水不同,前者是咸水,后者是淡水;河水和泉水不同,前者污染严重,后者较为纯净;两个杯子装的同一种泉水,假定其质量完全相同,它们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却不相同。

研究两事物的相似点和差异点,从而掌握事物的联系和区别,发现事物的共性和个性,了解事物的过去和现在,推断它的将来,以便指导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这就是比较的本质。

黑格尔曾说:“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1]怎样“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呢?让我们以黑格尔的例子加以说明。笔与骆驼是显然不同的事物,但如果我们通过一定的中介,是可以把二者勾通起来,从而找到“异中之同”的。例如,以尺为中介,我们可以说,笔和骆驼都有长度;以秤为中介,我们可以说,笔和骆驼都有重量。如果以价值为中介,笔和骆驼都有自己相应的价值,可以按比例进行交换。当然交换价值是复杂的:一头骆驼的价值,可能是一支笔的数十倍到上千倍;但如果那支笔是唐太宗或拿破仑亲自用过的,它的价值就可能是一头骆驼的数千倍了。就是说,我们通过不同的中介,分别找到了笔和骆驼的“异中之同”。黑格尔所说的橡树与槐树近似,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因为一般人心目中的橡树,乃是生长在热带的属于大戟科的“橡校树”,这种橡胶树与槐树,是不会引起多少相似之感的。而黑格尔所说的“橡树”,则是属于壳斗科的橡树。这种橡树,无论与刺槐还是国槐相比,都是同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离瓣花亚纲的落叶阔叶乔木。必须具有一定的植物学知识,才能看出它们的“同中之异”:橡树是山毛榉目、壳斗科、栎属,单性花,果实为坚果;而槐树是豆目、豆科、槐属,两性花,果实为荚果。至于寺院与教堂,都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处所。必须具有一定的宗教常识,才能看出它们的“同中之异”:伊斯兰教和佛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处所都叫寺院,如清真寺、灵隐寺。黑格尔所说的寺院,是前者并非后者。而教堂,则是基督教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如圣心大教堂。按照上边的思路,我们自然还可以找到庙和庵的同中之异,圣心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的同中之异。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比较是通过某种中介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点,找出事物的共性,从而把不同事物联系起来;这种中介,我们不妨形象地把它叫作联系不同事物的桥梁。另一方面,比较是根据某种标准找到相似事物的差异点,显示事物的个性,从而把相似事物区别开来;这种标准,我们不妨形象地把它叫做区别相似事物的界碑。一般地说,在事物的不同之处已经很明显,已经被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致力于寻找相同之处的研究,以发现使之彼此通达的桥梁;而在事物的相似之处已经很明显,已经被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当致力于发现不同之处的研究,以确定使之彼此区别的界碑。——新论点,新理论,新学说,新学科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创造力的发挥与提高,也正是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得以实现的。

二、比较是科学分类的前提

根据事物的差异点把事物区分为不同种类的逻辑方法,叫做分类;而根据事物的共同点把事物归属为同一种类的逻辑方法,则叫做归类。必须强调指出,分类和归类是不能分开的同一思维过程的两极,恰如磁极现象中的南极和北极是不可分割的两极一样。或者换个比方,分类和归类好比化学上的“可逆反应”关系式的两端,是在“可逆”中保持平衡的。当我们对某一事物进行分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它在上一层次中的归类;例如当我们对动物进行分类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它在“生物”这个层次中归属于“动物”这个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也就可以用“分类”来泛指“分类和归类”,并据此建立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学科之一的“分类学”。

分类学是各种学科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的环节。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离开了分类,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无法进行的。

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的进化论,正是比较方法结出的硕果;而进化论成果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以比较方法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生物分类学。19世纪以前,人们看到生物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没有看到统一性和相似性,因而认为世间万物是上帝创造的,而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则都是上帝分别创造的。这就是所谓特创论。1809年,法国学者拉马克发现了不同生物类群有许多相似的构造,提出了有系统的进化论;但是由于证据不充分,没有被人们接受。1859年,英国学者达尔文用丰富的、令人信服的材料论证了当代生物是由以前的生物进化而来的,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达尔文从分类学、解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古生物学以及地理分布等方面,找到了各种生物之间的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达尔文在千差万别的生物中寻求相似点,从而揭示了生物进化的普遍规律。

我们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验证一下达尔文的进化论,不难发现:从高大参天的树木到细微原始的藻类,都存在着叶绿素;从富于智慧的人类到低等的软体动物,都存在着血红素。所以,前者归类到植物界,后者归类到动物界。现代化学又证明,叶绿素和血红素的化学结构极为相似。所以,植物和动物归类于生物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普遍规律,寻找事物在上一层次中的地位是归类;根据特殊规律,寻找事物在下一层次中的包容是分类。传统的生物分类学中,把生物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各界以下,再依次分成门、纲、目、科、属、种。例如老虎,在动物分类学中的位置是:脊椎动物门,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猫属,虎种。比较研究告诉我们:虎、蛙、鸡、蛇有相似点,所以它们同属于脊椎动物门;它们又有不同点,所以分属于哺乳纲、两栖纲、鸟纲、爬行纲。比较研究还告诉我们:虎和猫的亲缘关系,比犬和猫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犬和猫的亲缘关系,又比牛和猫的亲属关系更加密切。

分类法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一个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有一种单细胞生物,含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而自养,很像植物;又有细长的鞭毛,能快速摆动,使身体在水中游动,摄食水中有机物而他养,并且有一个能感觉光线的小红点,这又很像动物。生物学家把这种生物叫“眼虫”,归入植物或动物都很为难,只得另立一个大类,叫“原生生物”。以后,生物学家又发现,细菌和病毒没有确定的细胞核,甚至只有核酸而无蛋白质。把这样的生物归人上述三大类中的任何一类都不妥当了。怎么办?只得又立了一大类,叫“原核生物”。于是,现代生物学把生物分成了四个界:动物界、植物界、原生生物界、原核生物界。这样的分类,当然比传统生物分类学跨进了一大步;可是,随着生物学的深入发展,这种分类的暂时稳定、暂时平衡状态必将打破。旧的分类系统的打破,新的分类系统的建立,正是科学研究向前发展的标志。

三、比较是科学发现的催化剂

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月亮绕着地球转动,行星绕着太阳运行,给人的直觉是毫不相干的现象。这些毫不相干的现象有共同点吗?有内在联系吗?以研究磁铁著称的吉伯想象说,也许是磁力的作用。波勒利考虑到了“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存在,罗伯特、胡克产生了引力的观念,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定律。于是,经典力学的奠基人牛顿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到了三种不同现象的共同点,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经典力学认为:任何两点间的空间间隔在任何惯性系中看来都一样;在任何参考系中,时间间隔看来也都一样。牛顿定律和伽利略变换都认定,经典力学定律在任何惯性系中具有相同的形式。洛伦兹致力于寻找不同点的研究,提出了有名的洛伦兹变换。爱因斯坦在洛伦兹变换和迈克尔孙——莫雷实验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寻找不同点的研究,建立了相对论。反映相对论原理的基本公式是:

相对论的建立,揭示了空间、时间的辩证关系,加深了人们对物质和运动的认识,无论在自然科学上,还是在哲学上,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用了30年的工夫,精密地观察行星的位置。他辛苦地工作,详细地记录,却不善于从比较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既不同意托勒密的地心说,也不赞成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行星绕太阳转,太阳又绕地球转。后来,他请了法国人开普勒做助手。开普勒的观察技术远远比不上第谷,但他善于对第谷积累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终于发现了隐藏在资料背后的自然规律。

开普勒作了三种假设:太阳绕地球转,火星的运动轨道是椭圆,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开普勒对第谷积累资料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只有第三种假设跟记录相符合。为了有一个确定的参照,开普勒把地球作比较的标准: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算成一个单位,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周期)是一年;任一行星与太阳的距离记为D,绕太阳公转周期设为T年。开普勒排列出了以下数据: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D

0.387

0.723

1.000

1.52

5.20

9.54

19.2

30.1

39.5

T

0.24

0.615

1.000

1.88

11.9

29.5

84

165

248

这些数据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就是说,行星与太阳的距离D和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T之间,有什么规律可循呢?

开普勒为寻找这些数据的内在规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劳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终于从那些凌乱的、毫无头绪的数据中找出一个极其简单的共同规律:

T2=D3

就是说,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等于它与太阳距离的三方。这就是有名的行星运动第三定律。把这个结论补写在上边的表格下,可以得到: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D3

0.057

0.377

1.000

3.512

140.6

868.3

7078

27271

61630

T2

0.057

0.378

1.000

3.534

141.6

870.2

7056

27225

61504

一代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一个科学家毕生奋斗得出的结论,竟然只有这么“一丁点儿”内容:T2=D3。然而这“一丁点儿”结论,给天文学家带来了何等巨大的革命!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和变换的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事物的运动规律才能叙述或描绘出来。牛顿、爱因斯坦、开普勒的成功,正是这样得以实现的;他们分析、探寻、叙述的全过程,都是以比较方法为催化剂的:

万有引力定律是从异中求同、从区别中找联系而发现的。

相对论原理是从同中求异、从联系中找区别而建立的。

行星运动第三定律,则是借助乘方运算这个中介,找到了T、D之间的桥梁才得以成立的。

四、比较是了解事物历史的钥匙

要研究没有文献记载的事物的历史,例如,要研究意识起源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课题。因为人类的历史数以千万年计,意识的起源过程,至少也在数百万年以前;这些虽然客观存在、但却无形无影无遗迹的东西,随着古人类的消失而消失殆尽。生物不会重演进化的老路,意识的起源过程,自然也不会重演。——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比较方法,还是可以勾画出这些无形无影无遗迹的事物的发展轮廓的[2]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与生物反映性的比较,来揭示人类意识的前史。

在今天的地球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动物,存在着各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动物心理和反映形式:从最简单的刺激感应性(如趋近食物,回避光、热等)进化到感觉,进一步发展到知觉。灵长类动物的反映方式达到了更高级的水平,出现了“表象”,形成了低级的思维能力。这种进化,为人类意识的产生创造了生物学前提。当表象进一步上升为概念的时候,意识产生的条件就成熟了。黑格尔说过:“那在科学上最初的东西,必定会表明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3]这就意味着,比较简单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较早,比较复杂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较晚;差异较小的事物在时间上相距较近,差异较大的事物在时间上相距较远。这样,我们就能从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比较研究人手,认识时间上前后相隔的变化;就可以从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推知无法观察到的过程。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与原始民族的意识的比较,了解人类意识的发展趋势。

人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今天的地球上,既存在着现代发达的人类,又存在着一些比较原始的民族。今天发达人类的意识是由类似原始民族的原始意识变化而来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原始民族的意识看作现代先进民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意识。这样,世界上不同水平的意识的画面就转化为人类意识昨天和前天的历史画卷。

从语言学的资料可以发现,原始民族的语言,表示具体意义的词较多,而表示概括意义的词很少。澳大利亚土著人有各种鸟的名称,但没有鸟的一般概念;北极爱斯基摩人部落有几十种不同的雪的名称,但没有雪的一般概念;唐哈列人有表示煮饭的动词十几个,但没表示煮的一般概念。

根据人类学家的记载,原始民族长于感性认识,短于理性认识。印第安人害怕一种狮形盛器,认为它会像狮一样吃人;斐济群岛的土著人喜欢吃狐肉、虎肉,认为它们能增加人的智慧和勇气;非洲的某些原始民族认为,怀孕是因为看见了某种花或者某种鸟。

原始民族的意识可以看作是古老的意识的活化石。今天发达的人类意识就是由这样的意识发展而来的。我们从原始民族的意识与今天发达的人类意识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意识进化的趋势:由具体意识发展到抽象意识,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

再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儿童心理发展的比较来探讨人类意识运动的规律。从婴儿到儿童再到成人,意识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儿童意识的发展,类似人类意识发展过程的重演,只是这个重演过程,是一个高度压缩的过程罢了。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感觉动作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它们的发生顺序是不能变更的,只能整个地提前或推迟。这些阶段之间又都彼此衔接,互相交错重叠,没有一条截然分开的分界线。儿童心理发展的这个特点,跟人类意识的发展过程是相似的。在南方古猿、北京猿人、尼人、智人的意识的漫长进化过程中,虽然各阶段彼此不同,但前一阶段中孕育着后一阶段的萌芽,后一阶段则残留着前一阶段的影子。心理学研究还告诉我们,儿童心理的发展过程,行为和心理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人类学研究也告诉我们,人类的实践活动和意识也是往复循环、对立统一的。儿童到成人这一二十年中,显现了人类意识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固有的规律。

机体从简单形态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仅有可能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有可能借此来追溯人类精神的史前时代。我们虽然还未完全描绘出人类意识发展史的生动画卷,但我们通过对现存生物的种种反映,原始民族的意识状况,以及儿童心理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找到了登堂入室的钥匙。

五、比较方法渗透到一切领域

无论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是理论活动,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科学研究,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的领域,还是教育、科学、艺术的领域,都是离不开比较方法的。就是说,比较方法渗透到一切领域。

比较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最原始的方法。无论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假如他看见了物体,那是因为物体与它的背景之间有亮度和色彩的差异;假如他听见了声音,那是因为发音体与环境之间有了声波频率的差异;假如他感知了温暖,那是因为被感知的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有了温度的差异。一朵白花,在漆黑的暗室里看不见,是因为没有亮度的比较;一只北极熊,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看不清,是因为缺少色彩的比较。黑格尔说:“我们不可离开别物而思考某物。”[4]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从低级的感应、感觉、知觉、表象,到高级的概念的产生,都是某一事物跟别一事物比较的结果。

人类的日常生活,是离不开比较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人事交往,生老病死,无一不是在比较中展示的。时间的快慢,空间的大小,性质的好坏,数量的多少,也全是在比较中确立的。人们跨进商店,走进菜场,打开电视,坐上餐桌,比较也就同时开始了。不过,这些都是不自觉的、低层次的比较。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5]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就是要人们把不自觉的比较转化为自觉的比较的箴言。

比较方法,也是人类改造世界的最先进的方法。封建社会较之奴隶社会,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都体现出一种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蒸气机、内燃机、电子时代的步步跃进,都体现出对旧事物的否定和对新事物的肯定。当今各种社会制度对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冲击波,使不同社会制度的人都在思考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以至整个人类的命运,从而作出各种否定和肯定的选择。这种选择,显然只能在比较中进行。

比较是哲学思辨和一切学问、一切学科得以成立的基础。这种比较,是自觉的、高层次的比较。对当今世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新兴学科,比如作为理论基础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作为应用学科的决策科学、领导科学、预测科学、情报学和人才学等,无一不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述,研究这些学科,第一步就涉及分类,即学科分类;而分类,正是以比较为前提的。从宏观到微观,研究都是在求同又求异、找联系又找区别、发现普遍性又发现特殊性的过程中进行的;而这些,正是比较方法的任务。

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的普利高津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是系统论的重要组成之一。它认为,在开放系统中,需要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一个开放系统;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也都是一个个开放系统。因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不断地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交换它们的物质、精神、信息、人才等等,才能维持其自身的发展。经济领域内的国际大循环理论,正是这种交换的一个体现。其他领域内的国际大循环,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有人企图用切断异国思潮(包括文化、精神、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办法,来形成自己国家的封闭系统。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一是封闭只能带来愚昧,而愚昧只能导致自身的消亡;二是要封闭也封闭不了,当今世界已经不是可以由少数人进行人为封闭的系统;三是人为封闭所产生的逆反心理将破坏正确的比较,从而使交换过程中有害的“熵”值增加,因而也就可能使借鉴走人歧途。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继承了亲体双方优点的生物,是优良品种的生物;综合了不同民族的长处的民族,是发展的民族;吸收了不同文化特色的文化,是向上的文化;博采了各家各派精华的科技,是先进的科技。相互之间的综合、吸收、博采,就形成了交换。这种交换,是以比较为基础的:有差异点,才需要交换;有相似点,才能够交换。比较方法的渗透,也就显而易见了。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3页。

[2]参见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9—65页。

[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7页。

[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5页。

[5]《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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