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登麟，男，贵州息烽人，我校89届地理专业毕业生。有诗歌、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散见《诗刊》《星星》《诗歌月刊》《山花》《莽原》《边疆文学》《湖南文学》《四川文学》《贵州作家》《滇池》《花溪》等多家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出版长篇小说《血献后土》，诗集《门的传说》《季节的脸色》。贵州教育学院地理系1989届校友，在校期间，诗歌《石菩萨》曾获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奖赛三等奖，《篱笆》入选《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一千家》。现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协会理事，息烽县文联主席。

盛夏五月，朱登麟先生向母校寄来了他的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血献后土》并诗集《门的传说》。同时，应本公众号之邀，朱登麟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他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感受。现登载于下，以飨读者。

阳光明媚的日子，喜欢抬一把藤椅，放在书房前边的小花园，泡一壶茶，在桂树荫下读书，读到眼前发黑，浑然忘却文字反光对眼睛的伤害，觉得有书可读，人就像活在天堂。就像博尔赫斯那句名言：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出生在息烽南山深处偏远闭塞的农村。小时候，整个村子只有两本被翻得首尾不全的藏书：半部《水浒》，半部《薛丁山绘图征西全传》，繁体，竖排，线装。重复读多遍，通过估摸揣测，前后印证，能认识很多繁体字。上帝狠心，紧闭乡村孩子阅读之门，让我以为课本之外世上无书。15岁，我考进县城师范，发现校舍转角处有间图书室，里面一排排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尽是捂得发黄的老书，通过装着铁栅栏的窗户，填个单子递进去，就能借到目录上的名著。我感觉上帝有点愧疚了，于是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饥渴的我变身饕餮，一个猛子扎进去，借书，读书，摘录，晚上熄灯后，躲进被窝打着手电偷偷阅读。上帝很感动，又打开一扇窗：县城十字街的新华书店。那年代，跟我一样饥渴的人多，一本新书上柜，转眼就被抢购一空。我们穷学生没收入，只能从每月14.5元的餐费中省。

我家离县城十来公里，周六放假徒步一个半小时回家用中餐，周日在家吃过晚饭再返校，每周节省两餐，约五角钱，加上母亲靠卖菜每周给我一元零花钱，三年师范毕业，我居然省出100多元，买了三百多本书。这是一笔值得终生珍视的财富，我工作后辗转了九个地方，换了十几个岗位，至今仍珍藏着其中的绝大部分。

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作家梦、诗人梦。读了些书，就想写，跟大部分文学“发烧初哥”一样从写诗起步。我们受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影响，热血沸腾，成立“红烛诗社”，刻蜡纸油印《红烛》诗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把好诗编在版面醒目处，坏诗排在旮旮角角填空。折腾几年，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无限接近某个大诗人的某个名篇了，就投稿。投出去不少，全如泥牛入海，连一封编辑手写体的退稿信也没收到过。18岁那年，县文化馆举办文学培训班，请省作协诗人程显谟讲课。程老师从《红烛》旮旮角角挑拣出我的几首“填空诗”作点评，说意象好，语感不错。我恍然大悟，原来写诗是讲究创新创造的，模仿得再乱真也不是艺术。程老师把这几首诗组成一组，放在《山花》上发表，一下子把我推上文学那迷人而危险的悬崖边。

21岁我考入贵州教育学院。城市文学氛围浓，展示平台多，方便找编辑交流，向高人请教，我开铆足劲写诗，誓要冲上诗歌这块文学高地。第二年，贵州大学团委《新大陆导报》发起举办“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那时候我在校园里已小有诗名。出于虚荣心，参赛时取了个笔名“老石”，即使不得奖也不丢脸，没想到居然以总分第五拿下三等奖第二名。内心便开始膨胀，扛住当时校园流行的交谊舞和围棋的诱惑，每晚把自己塞进图书馆，浪费了二十几个笔记簿，作了厚厚一摞笔记。晚上睡觉前，将笔和本子放在枕头边，怕一不小心梦里来灵感，不写下来梦一醒会忘记，真是如痴如魔。毕业后回到息烽，自知离梦想越来越远，仍然痴心不改，纠合一帮同好组建编辑部，四处拉赞助，铅印一张没有刊号的《小荷报》，觉得报名小气，办了几期改为《青少年文艺报》，申请了内刊号，请冰心先生题写了报名，准备大干一场。理想是好的，但现实并不因我们有热情而变得更好，挺了一年时间，终因无米下锅，刊物寿终正寝，个人也被生活逼入窘境。发觉诗歌并不能拯救人生，我开始质疑自己，难道这辈子只能写诗？我渴望绝境逢生，托人帮忙改行到政府部门写新闻，一步步走上“仕途”。行政工作异常艰辛，经常累到回到家就来个葛优躺，连晚饭也不想醒过来吃。官场是另一个江湖，虽然偶尔有灵感闪现，到底跟文学渐行渐远。回首来时路，又觉得心有不甘，难道这辈子真的不写诗了？好在经历一些世事，人还是会清楚目标，把握方向。48岁时，我发觉潜伏了20年的文学梦变成了老家田坎边的熟地草，在内心复活，串根，撩拨神经。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决定“放下”，找领导要求调文联工作，吹嘘说可以给息烽做一些别人不愿做不能做不会做的事情。如愿以偿后，我一边做地域文化研究，一边重新学习写作；一边利用多年积攒的人脉资源聚集经费，一边通过搞培训办活动发现、聚集、培养和推出本土文艺人才。两年后，我收集年轻时的作品出版诗集《门的传说》，又经过三年创作积累，出版诗集《季节的脸色》。然后“砰”的一声，一头撞上艺术的天花板，发誓如不能突破，绝不出第三本诗集。

世界上没有除了活着再无兴趣爱好的人，唱歌跳舞，写字画画，喝酒打牌，并没有高低之分。写诗是一种很另类的兴趣，但这就是情怀，它的根须在你内心疯长，你又找不到一把刀去割舍。我信了辛波斯卡的话：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于不写诗的荒谬。

在息烽生活的家族，很难绕过息烽集中营这段历史，很难绕过军统在息烽那八年。我父亲是国民党宪兵部队的理发师，抗战期间来自云南保山；姨父是国民党陆军修养院的军医，来自南京。我在《息烽报》社当记者时，见证了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修复开放的全过程，参与了玄天洞杨虎城将军囚禁处讲解词草拟，采访过部分幸存者和革命烈士家属，为好几个息烽集中营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组做过专访，脑子里装着很多这个人间魔窟当年发生的故事。在文联写诗、写小说、研究息烽文化，一晃过去七年，总觉得有一个使命没有完成：写一部息烽集中营历史题材的书。我为此买了一厚摞书，到重庆、南通等地搜集了很多资料，试着下了几次手，都因自感功力不足半途而废。作为一个被新闻和行政“搁浅”了二十年的写作者，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新兵，一部长篇确实太浩瀚太波澜起伏了，比我一生的理想大得太多，我没有驾驭它的技巧和力气。可这些故事郁积心头会发酵，时间越长烈度越浓，它们像火一样烧我，需要找一个出口释放。机会总是在一个人绝望时悄然而至。2021年初，一家文化公司找到息烽，筹拍一部息烽集中营题材电影，拿个剧本出来讨论。我感觉史实把握不够准，故事和人物写得不够劲，会上没说，回来后打开电脑，自己试着偷偷写，写了五十多场戏，发觉自己不擅长，请教在中国传媒大学影视学院任教授的朋友，仍然没有把它搞定。但毕竟有了七八万字的基础，放弃太可惜，便干脆改写长篇小说。我给自己定了个基调：忠于历史，致敬英烈。我将题目确定为《息烽集中营》，给自己加压力，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烈士，然后从公开出版的图书和已有定论的史料中找故事，从英烈传记中揣摸、塑造人物形象，全部用历史上的真人、真名、真事，虚构一条线索把故事串起来，居然写得异常顺手。初稿完成之后，经过二十多次修改，感觉把我要说的都说完了，要写的都写完了，自己实在改不动了，抛给息烽的文学爱好者看，提意见，修改，然后请贵阳市作协副主席王剑平老师审读，再提意见，再修改。颈椎、腰椎、肩周、腱䏴，凡是身上有骨头连接的地方，都开始接二连三报警。写完，恰好赶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赶紧向市文联、市委宣传部申报重点文学创作选题，得到领导和老师们支持，居然就列进了重点文艺作品资助出版的盘子。春节过后，这本书带着墨香，通过货运辗转漂流到书桌上时，我长舒一口气，御下了身上沉甸甸的使命。

人生是一次修行，虽然短暂，仍负有很多使命，文学只是其中一种。我曾经劝导那些仍在行政上拼命的好友放松自己，说一个人若把工作当工作来做，你会不纠结一些；若是硬要把工作当事业来干，你会累得一辈子找不到北。可人人都知道要放下，事到临头又有几人能真正放下。好在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品写完，出版之后，想不放下还真不行。作家要说的话都被作品给说了，作品完成之后还想叨叨，我的个乖乖，你就去当个评论家吧。谁没做过这世界的评论家呢？

编辑：祁静

审核：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