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师范学院的前身贵州教育学院给我留下过深刻的记忆，这不仅因为我在此工作近20年，留下过深浅不一的足迹，而且还因为我在此学习过，完成了本科学历。学生时代远去的印象，不时地回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温馨。

1974年，我从贵州省011系统的清阳机械厂子校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当了知青，1977年被抽上来当工人。由于在工作之余我喜欢看点文学书，渐渐对文学产生了兴趣，成为了那时厂里一名较为活跃的文学青年。1981年，我怀揣着文学梦参加高考，考入安顺师专中文系。1983年毕业留校当辅导员，也兼上大学语文。1980年代，那是一个重业务的年代，当时高校的青年教师很少有从政当领导的追求，主要的心思都放在如何进修、深造上面，考研、读助教进修班等提高学历的大家普遍的关心的问题。对我来说，考研不是很现实，有很多知识“短板”，当时我的英语只停留在业余自学的水平上。读助教进修班，也需要入校考试，开始招收学校少，人数有限，入学门槛比较高，不少人在考试中纷纷落马。我当时只是一个只有大专学历的高校教师，由于对未来前途的担忧，决定先解决本科学历，然后再进一步深造。于是在系领导和老师的鼓励帮助下，我报考了那时几乎是唯一能解决本科学历的成人院校——贵州教育学院。通过努力，终于如愿以偿，1985年我被录取到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

那时的贵州教育学院各专业招生规模都很小，每年计划录取学员仅有几十人。学校校园小，环境逼仄，各种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就学员住舍而言，我们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被当成宿舍的教室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鼾声、磨牙声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梦话，此起彼伏，就像回到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但是大家并没有抱怨，却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进修机会，多数人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叫黄钟乐，他来自毕节四中，曾是1976年贵阳师范学院（现在贵州师范大学）体育专业毕业的学员，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考到贵州教育学院来读中文。黄钟乐可谓是班上勤奋学习的典范，他每天吃完晚饭，总是端着一个泡满浓茶的大茶缸到教师自习，风雨无阻，每天都要学到11点才回寝室。同学们都担心他学习过于劳累伤害身体，但他不以为然，总是操起浓浓的河南口音对大家说：“没事儿，咱是学体育的，身体好！”正是这位刻苦好学的黄钟乐同学，教育学院毕业回毕节后，在毕节一中长期教高中语文，由于工作兢兢业业、爱生如子、教艺精湛，很快声名鹊起，成为一方很有影响的中学语文教师。可是，不幸的是，他长年辛劳成疾，于2008年不幸去世。

1980年代，教育学院学习氛围很浓，在宿舍，同学们常常会为某些学术问题展开争论。在我们班上参与争论最积极、热情最高的当属“杨氏兄弟”——杨凡刚、杨郁二人了。这两兄弟都来自毕节地区金沙县，当了多年的中学教师，有“好为人师”的风范，对许多问题都有发表意见的欲望。哥哥杨凡刚，为人率直、厚道，知识面广，说起话来非常自信，同他接触久了，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记得毕业留言，我曾写过几句“顺口溜”赞美过他：“人道凡刚才学高，广闻天下龙虫跑。南明河畔一席话，三年不餐自然饱。”

弟弟杨郁年轻气盛，每次争论语气都充满火药味，但大家都知道性格刚直，并不介意他的“火气”。杨郁非常好学，在教育学院两年除了认真学好专业课之外，还学习英语。由于他对古汉语比较感兴趣，时常跑到师大、贵大去听一些名师讲课。教育学院毕业后，长通过努力拼搏，他终于考上宁夏大学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中国城市出版社，编了很多书，写了不少书，可谓著述等身。

当年的教育学院校园虽小，但学术氛围很浓，学校经常邀请国内学界名家来校开设讲座。名家教授的讲座质量很高，很有学术味，没有今天学术“超男”、“超女”的噱头和煽情，但却真正点燃了莘莘学子求知的热情，进而改变了一些学员人生的轨迹。

在1980年代，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多很年轻，大部分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你别看这些老师年轻，但他们都很有思想，很有学术个性。学校对教师要求很高，随时对教师进行教学摸底检查，对于学生“反映不佳”的教师，系领导会找来谈话，并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内整改提高。那时，教师们外出进修深造的积极性很高，学校办学经费有限，可用在教师培训上的钱却并不少。领导懂业务，有办学思路，知道学校要靠教师来支撑。教师们带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从国内知名大学进修归来，在课堂上有了更多的自信，他们口吐莲花，娓娓到来，给学生带来极大的思想启迪和心灵的愉悦。当年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青年教师有杜望舒、朱小江、陈跃红、张晓松、张莹、袁亚伦、邵新芬、徐凤云等。这里特别要提的是教文艺理论课的朱小江老师。在许多学员眼里，朱老师年轻帅气，教学严谨，有个人的学术见解。他属于“情感派”教师，讲课到了兴致处，便神采飞扬、手舞足蹈，整个教室回荡着他清晰、饱含感情的声音，抽象的文艺理论被他阐释得清楚明了。天妒英才，遗憾的是，1994年病魔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使教育学院中文系失去了一位好老师。

在那时，老师们多能根据成人学习的特点来开展教学。成人不长于死记知识概念，却在分析问题、语言表达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评价，过程性评价占据较重的比例，有时平时作业的成绩就是期末考查成绩。期末考试、考查开卷是常态，注重检验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记得上“当代文学”的张莹老师，期末考试只让大家根据何立伟的短篇小说《白色鸟》临堂写一篇文艺短评。这样的考试对于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那些平时长于阅读、思考、写作的人来说，却是一次充分展示才情的大好机会。这次考试使同学们多年难以忘怀，因为它浸满了同学们的心血，让文思翻江倒海。

在教育学院中文系，当时集聚了许多学养深厚的中年教师，他们治学严谨，教学一丝不苟，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30年后同学相聚，不仅记得王强模、郦亭山、周复刚、袁昌文、曹文星、程在福、颜迈、丁宇礼、易健贤等老师的名字，而且他们在课堂上的神情风采都还记忆犹新。这些令人敬佩的老师，尽管他们教学风格各异，但都值得浓墨重彩去书写，正是他们用斐然的教学、科研成就，铸就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卓越与辉煌！在此，我要特别提一下王强模教授和颜迈教授，在他们身上我们总能感受到一些特异之处。

王强模老师当年给我们授课的时候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逢人说话开口笑，为人十分谦和。他给我们班上“写作学”，上了整整一年。记得当时写作课没有使用教材，王老师在课堂上讲，同学们在下面记，记一段后王老师开始分析讲解。今天看来这样的讲课方法也许有些陈旧、呆板，但当年我们听起来却充满魅力。王老师讲话不快不慢，逻辑条理性强，加上他善于用作品例证来阐释写作原理，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性。一个学期下来，大家听王老师的课感觉收获很大，记下的笔记也都非常完整。后来才知道，王老师给我们讲的正是他研究的东西。1986年，他利用一个暑假，写作出版了他的又一本理论专著《小说创作技巧》，在写作理论界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颜迈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汉语”，是在1986年上半个学期，那时他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看上去很清瘦，但精力旺盛，说话机智幽默。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大胆地挑战传统，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解构和建构。当年他具有创新性地提出汉语析句“三分法”，给人以极大的启发性，并引起语言学界广泛关注。颜老师口才很好，上课充满魅力。不少人认为他上课的上佳效果得益于他语言的机智幽默，我却认为来自他语言的严谨和分析问题的丝丝入扣，当年同学们在背地里评选出中文系讲课名家“四大天王”，颜老师是名符其实的“天衣无缝”。今天，颜迈老师早已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探索学问的步履总是迈得那么坚定。

在1980年代，教育学院师生关系融洽无间，称得上是亲朋挚友的关系。那时来教院读书的都是成人，而且还有不少“老三届”学员。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结束后，他们要提升学历，补上大学的一课，读教育学院是最佳选择。就我们85级（二）班来说，有年过四十的陈新瑜老大哥。他在班上年龄最大，他的工龄和我的年龄相当，坐在教室里，许多年轻教师对他充满敬意。我们班的班长田天威，来自开阳磷矿中学，是“老三届”的上海知青，比知名作家叶辛还早一年来贵州上山下乡。他文化基础好，悟性高，没看到他努力学习，在班上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年轻教师和年长的学生相聚在教院，这是历史的错位，也是中国成人大学特有的景观。记得84级中文班的学兄，也是当时贵州高校小有名气的诗人——沈在龙，在《小老师和大学生》一诗中曾描写了这样的情景：“大学生”在课堂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漂亮的“小老师”，心潮激荡，浮想联翩，或是把她当着自己当年的青春偶像，或是把她看成是自己成长中的女儿……沈诗人的诗由于唤醒了大家心中的“集体无意识”，很快在教院校园争相传诵。在这种师生年龄相当的学习环境里，老师们在学生面前不摆架子，学生背地里对老师也多以“老杜”、“老周”称呼，老师听了不但不生气，反而欣然接受了这样的“昵称”。

那时教育学院的学生管理充满了人情味，只要在不违背管理原则的情况下，系领导、班主任多能够替学员作想，有事请假决不为难大家；学员也充分理解学校的管理规定，有事回家不能上课一定要请假，很少有不假而归、逾期不归的现象。

那时师生关系非常亲近，学员有困难老师尽力解囊相助，老师需要同学们帮手的地方，大家都踊跃前往。我们班当时有两个班主任，杜望舒老师和丁宇礼老师。第一年杜望舒老师当班主任和同学相处融洽，晚饭后经常到学生宿舍来走动，了解学员的学习、生活情况，可以说和学员打成一片。到了第二年，杜老师到华东师大进修，丁宇礼老师接替当班主任。丁老师为人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学生有困难找到他，他总是尽心尽力帮助。

学员们多来自贵州各州县，那时公路交通没有今天的“高速路”，回家一趟很不方便，因此多数人周末很少回家。在周末，喜欢下棋的下棋，喜欢喝酒的就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走访寝室的老师们碰到这热闹的场面，不扫大家的兴，只是叮嘱不要过量。有时同学们邀请老师入座下棋、喝酒，老师们也“当仁不让”。少有娱乐生活的年代，师生们相聚在一起，用真诚和至爱创造了教院特有的“人间天堂”。

那时，老师们经常鼓励学员读书、写作，开展科学研究，培养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记得1986年，我和班上的陈新瑜、杨郁等同学到贵阳市聋哑学校开展语言调研，了解聋哑儿童的听、说及发音情况。调研回来后，我们联名写了一篇调研报告，然后拿去找当时中文系副系主任周复刚老师提修改意见。周老师看完文稿，认为写得不错，问我们愿意在《学报》上发表还是在《贵州教育》上发表。我们说请老师作主。周老师二话没说，急火火地带着我们去找《贵州教育》的编辑，请他帮助发表。不久这篇调研文章发表了。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写得很简单，有不少缺漏，但周老师却给我们很多鼓励，从而点燃了我们进行教学研究的热情。周老师和文学院许多关爱过我们的老师们，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往事已经忘却，但它们却成为了我们心中永生的记忆，只要一想起这些美好的往事，心中就充满温暖。

贵州教育学院筚路蓝缕一路走来，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贵州各条战线，尤其为贵州基础教育培养了10余万本、专科毕业生。2009年改制为普通本科院校以后，贵州教育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学院，短短5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从河滨校区整体搬迁到乌当校区，校园变宽了，变美了，一幢幢崭新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然而，学校的发展不只需要挺拔的高楼等各种硬件设施，更需要一种显现自身特点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需要一种浓浓的关爱教师、关爱学生的人文情怀，一种追求真理、摈弃浮躁的秉性。今天，在打造和提炼学校精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历史，从贵州教育学院的历史积淀中获取有益的滋养。

作者简介：吴俊，男，四川隆昌人，现任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美学、语文美育教学与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美学理论与美育实践》、《语文美育理论与实践》等；主编高校教材及学术文集有《大学人文与乡土教育读本》、《诗文名篇导读》、《行知学刊》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2001年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被评为贵州省高校教学名师，2011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现任贵州美学学会副会长、贵州语言学会副会长。